最美丽的岁月（第9/11页）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但她其实很开心，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呢，也许快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襟的病号服。但是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了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的味道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居然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她也有些醺醺然。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的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那么出人意料，那么好笑，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到东边去了，给企业干活，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停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笔挺的官衣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啊。”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却只有维利和别人不同。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如果他出门，他就一定要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一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道：“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杏仁酒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的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袋子一直送到门口。不管“老妈妈”怎么样，意大利人似乎都很爱她们。

回到旅馆，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信息。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飞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我在周四下午三点过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