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10/11页）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无论做什么她都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机场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下心来，问：“她会说德语吗？”“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着，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而我很沉默。我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腿时，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的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的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好好享受生活，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有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指甲和脚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我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盒子原本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过来。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妮娜启。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慌乱，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绵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捐掉，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卡拉姑妈。她穿着男式西装，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向着镜头笑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