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9/16页）

全盘拒绝的冲动尚可理解，但是紧抓着愤怒比放手更危险。鲍德温从一开始便深知，他不是非洲人——他是，也一直会是美国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将父辈的遗产传递出去，取得他们从非洲打捞出来并带到美国的零星遗产，将这些和白人们声称属于他们的文化糅合在一起。当他人禁止他们举行自己的仪式，强迫他们改信主人的基督教时，他的先人们私下里将圣歌和田间歌曲结合在了一起，试图重塑某种来自他们祖先故土的经验。在第一部小说中，鲍德温旨在做与他们同样的事：他将撷取自《圣经》的叙述传统和他最爱的作家的写作方式——其中有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乔伊斯——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散文《我为什么不再讨厌莎士比亚了》（“Why IStopped Hating Shakespeare”）里，他解释道，他起初对“奥赛罗的态度摇摆不定”，对“卡利班深恶痛绝”，就像“有些犹太人错误地苦苦怨恨着夏洛克一样”。他将这归因于“那不可爱的教育”的毒害，“它造成了那么多男生厌恶莎士比亚”。他在法国重读莎士比亚时才重新发现了他，他在法国与英语和解了，此前他对它是抗拒的，因为他觉得它丝毫没有反映他的经历。在法国，他逐渐意识到，“用英语写作的伟大诗人从诗歌滥觞处找到了他的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借由爱——确知无论人们在经历什么，都是他在经历——他才能做到如此；这跟理解不是一回事。”

“你没有理由要千方百计地变得像白人，假定他们必须接纳你也是不合理、毫无根据的。”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中向他的侄子詹姆斯这样写道。接着他补充说，“而最让人讨厌的事就是，孩子，你必须接纳他们……你必须接纳他们，带着爱接纳他们。”这一建议不是源于懦弱或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而是源于力量。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中，他告诉他的侄子，“这会很难，詹姆斯，”他说，“但是你来自一个坚毅的农民种族，这种族的人摘棉花、筑大坝、修铁路，顶着最为可怕的劣势条件，为自己赢得了一种无可指摘而不朽的尊严。你的祖先中有长长的一连串伟大诗人，其中一些最伟大的诗人可追溯至荷马时代。他们中有一位说过：‘正当我以为自己迷失了的时候，我住的地牢震动了，我的锁链脱落了。’……你知道，我也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庆祝获得自由一百周年，百年时间，有如须臾。”

当他的朋友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决定要写纳特·特纳（Nat Turner）——那位奴隶起义的领袖——的时候，不论这个尝试可能会有多少缺陷，鲍德温都赞扬了他的勇气，并为他想要深入挖掘这位领袖而拍手称赞。他对斯泰伦写作他们“共同的历史”给予了赞誉。有些人反对由一个南方白人写一位黑人奴隶的反抗史。但奴隶的历史怎么能跟奴隶主的历史分离开来呢？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可避免地共享了同一段历史——但他们所要讲的故事截然不同，而双方的故事都应该讲出来。

鲍德温不喜欢一般化的安全与保障。他拒绝给读者提供安全网。阅读他，就跟阅读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你会走到幽暗之地。在《高山上的呼喊》之后，他没有再写一本“黑人小说”，他写了一篇散文抨击他的导师理查德·赖特和赖特最为著名的小说《土生子》。在《每个人的抗争小说》中，他提出，赖特描写的别格·托马斯是一个暴力的人，他的暴力因为他所遭受的对待而有了理由，但这存在着根本上的谬误。别格·托马斯是一个人们先入为主地设想、包装的非裔美国人形象；他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类型。“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生活，”鲍德温写道，“我们不需要为其做斗争，我们唯一需要做的绝对是更为困难的——那就是，接受它。抗争小说的失败，在于它对生活、对人类的拒斥，它对人类美丽、可怕与力量的否定，这些都包含在它坚信不疑的东西里：唯有他这类人是真实的，是无法被超越的。”

意识形态消除反论，它力求摧毁矛盾与暧昧。它对外来者一般都采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态度，只有当你身在这一群体之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唱红脸时，它才能显出安慰作用。仇恨和意识形态与所有表象相反，对那些它们的践行者来说是令人感到宽慰而安全的。它们往往伴随着一种可憎的自以为是。你无需思考——它已经为你把一切都打算好了。不管我们讨论的意识形态是左的还是右的，这都适用。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笃信某种意识形态。Fox新闻就是对这一点的完美展现，那些试图将我们都关进单调无聊之牢笼的政治正确也是如此。即使我们不喜欢我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我们对它的反应也是有几分令人欣慰的，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我们会如何反应。本质上说，我们需要跟我们唱对台戏的人——我们是相互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