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4/37页）

“吐温捕捉到了未来的精魂，”我继续说，“从那时起，许多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到卡森·麦卡勒斯和雷蒙德·钱德勒，从拉尔夫·埃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到索尔·贝娄，便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时代的语言，紧随其后。这就是我用‘哈克·费恩的后辈’时想表达的意思。他们都是代表了另一个美国的发言人，不是那个被规矩绑死、被政客虚情假意的爱国情感唤出来的祖国，而是我们梦想的那片更开放、更兼容并包的土地。”

法拉仍不相信这会是个好标题，但是她开始理解我脑中酝酿的东西了。

[60]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

[61]安·库尔特（Ann Coulter），美国保守派社会和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律师。频繁出现于电视、广播等媒体。

[62]格林·贝克（Glenn Beck），美国电视、电台主持人，保守派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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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在那座有着大花园、位于埃文监狱脚下的房子里待了大概一个月。留在德黑兰对她和法拉马兹的家人，以及给予她庇护的朋友来说，都已经太危险了，所以她决定离开伊朗，同行的还有法拉马兹的姐妹和她六个月大的孩子，他的哥哥和嫂子（或为弟弟和弟媳），以及法拉自己两岁半的女儿内达。这是她惊人意志力和清醒头脑的一个例证，她将自己的焦虑和对法拉马兹的爱，以及被俘的恐惧都搁置起来，试图集中精力想办法救孩子和自己，而不是分神去想法拉马兹在遭遇着什么。

这个故事我零零碎碎已听过许多次，主要是法拉和那些跟她同行的人说的，但是每一次，讲述他们自己故事的人都在场，这多少减轻了这段经历中的张力。但此时，我在办公室中独自一人重读马赫纳兹的记录，不可能再去唤法拉名字，听她说“怎么了，丫头”，或者“嗨，亲爱的阿扎”以及必然跟着的那句“怎么了？”我突然感受到了她必定也曾经历过的强烈悲恸和恐怖，感受到了孤独。

他们偷渡到土耳其，而后被告知接下来的旅途要乘吉普车。但最终他们的旅途并不是在吉普车上度过的。他们一开始上了吉普车，但很快又被叫下来，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得穿过一片“犁过的田野”去跟能带他们穿过国境的向导碰面，而这段旅程将要在马背上度过，两人共骑一匹马。“我坐在骑手后面，”法拉解释道，“我被迫努力张开两腿跨坐在那些麻袋上，这样我的肚子就碰到马屁股了。马每走一步，都会挤到我的肚子，很快我的腿就没知觉了，就在麻袋上面直挺挺伸着。”他们整夜都在骑行，在翻越库尔德斯坦的群山时，要顺着险恶狭窄的小路往前移动——库尔德斯坦是伊朗最西边的省份，与伊拉克和土耳其接壤。“我一直在求（蛇头）停下来，好让我伸伸腿，”法拉说，“但他们不肯。天快亮时，我告诉他们，要是不停下来，我就自己滚下去。最终他们停下来了。我的腿动不了，所以下不来。两个蛇头只好把我从马上抬了下来。法蒂玛（法拉马兹姐妹的化名）和西敏[她嫂子（弟媳）的化名］揉搓着我的腿，一直到我又能挪动它们。”蛇头反复威胁他们，讨要更多的钱，而他们很明智地没有再交钱。

很快他们就到了一个村庄，白天就待在那儿，因为他们只能在夜里行进。他们住在一个马厩里，里面唯一的亮光就是顶棚上的洞。第二天早上，法拉坚持要求自己单独骑一匹马，于是他们给了她一匹马。那一夜，当他们蜿蜿蜒蜒地走上一条延伸进悬崖峭壁的窄路时，她想到了死亡之近：“一次失足，我多半就滚下山谷了。我把信念寄托在那匹马上。对自己的生命全无操控之力，这感觉很奇怪。我们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在那片不知属于哪片国土的地方行进。没有国家要我们，也没有国家对我们负责。”

后来，法拉的女儿内达告诉我，她当时同自己的母亲分开，跟蛇头一起骑在一匹马上是多么害怕。她记得她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安乐毯，但后来它还是掉了，他们不让她去捡，她闹了一通，他们才依了她。过检查站的时候，法拉马兹姐妹的孩子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安静，所以，不顾一切的母亲为了让孩子不哭闹，给她喂了一片安定。“她一手要抱着孩子，一手要抓着坐在她前面的蛇头，”法拉回忆道，“她终于觉得手臂越来越酸麻，担心孩子会从怀里滑出去。剩下的旅程，我就用我的围巾把孩子绑在了她的胳膊上。”当最后他们得知自己正在进入土耳其的时候，法拉像是心里挨了一记重击似的回过了头。他们已经走了一半。“我回过头，看着伊朗的山河国土，知道我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也知道我正把自己的丈夫抛在身后，心中异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