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2/37页）

每次回想法拉和其他经历相似者的故事，我就会想起革命之初一个相识告诉我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们欢庆鼓舞、兴高采烈地拿肩膀抬着杀我们的人，将他们迎进城里。”我们仿佛都是在台上演戏，而匕首突然变成了真的。

所幸，法拉在一个好朋友家找到了暂时的容身处，那房子有个美极了的花园，离阴森的埃文监狱很近，她的丈夫和同志们都被关在那里。“待在那个美丽的、有着古老橡树的花园里，看着溪流从那宁静的景色中流过，感觉很奇怪。”她告诉马赫纳兹。那花园离牢房很近，再加上，黎明时分，她可以听到广播叫人晨祷的声音传出来。她说那声音震动着房子。“每个天微亮的清晨，我都走到花园尽头的墙边，听囚犯们唱的圣歌。我以为只要仔细听，我就能够从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以为，只要我够潜心专注，他就会感觉到我就在附近。我不愿去想拷打。我不愿去想，（他）可能并不在这些囚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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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尤其是最后一年，法拉身边形成了一个由她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圈子。她的第二任丈夫哈比卜，对这个越来越私人化的世界里人们的来来去去，既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幸在法拉的生命里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而每个人都不仅仅是她或他被分配到的那个角色而已：马赫纳兹不只是姐姐，内达不只是女儿，内马不只是儿子，哈米德不只是哥哥，贾勒赫不只是前同志和挚友，罗珊娜不只是小姑子，巴赫拉姆不只是智识上的同伴，这个专属名单里还有我，我也不只是发小。我们都知道，也都说过，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们小团体中的人始终都会因为对法拉的爱，因为有幸共享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中秘密的悲伤和喜悦，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时光是她和我们一起度过的。

我尤其记得在“利奥波德氏”的一顿午餐，法拉想要谈哈克，而我正因为那一章写得煎熬而想谈点别的。她正在吃芝麻菜无花果沙拉，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水果蛋挞。我盯着一个刚走进来的女孩看，她拿着一个爱马仕包，她弯着手肘拿着那个包，包跟身体离得有点远。为了设法把法拉的注意力从她一门心思关注的东西上转移开，我说：“看那女孩拿包的方式，就为了让包显眼，让人们羡慕那个包，同时也羡慕那主人。但是，”我补充，“给我的感觉像是，她正拎着只死老鼠，为了避免更多接触，就把它拎得离身体远一点。”

法拉正拨弄着沙拉，没有回应——那时她已经没胃口了。

“这让我想起了有些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我继续说，“尤其是学者，他们随身带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按他们的叫法是‘理论’——就像带着个爱马仕包，沉浸在它的光芒之中，让别人赞叹倾倒。”

法拉太固执了，扯开话题实在没那么容易。“你说的难道不应该是马克·吐温的后辈，而非哈克的后辈吗？”她问。

我说的是哈克·费恩的。吐温有他自己卓越的文学后代，但我感兴趣的是哈克的孩子，他的后人。我赞同海明威的理论——这个话题她听我说过很多次了——美国小说所有，或至少许多的独特特征和关切，都可以追溯到《哈克贝利·费恩》。我甚至已经开始相信，美国最神圣、重要的神话——关于不安分的个人主义的神话——也是来源于这个为了躲开学习阿姨教的“纹明规矩”而离开家乡的孤儿少年。美国创始神话中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更加迫切的关注点，因为在我们周围似乎有一种争论，一种界定谁更美国而谁没有那么美国的争论。

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弗吉尼亚州国籍与移民服务办事处的通知，告知我在几个星期内挑一个早上，去那里参加国籍身份面试。要是通过了，我就会受邀做效忠宣誓，这之后我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还是一整套人们可以选择去信仰的理念和价值观？法拉和我觉得，要是我们不去界定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么别人就会替我们这么做，这样，他们就将界定我们。我们还没有到要让这重演的地步。

我丈夫比冉下班回家后会看新闻看得入迷，到现在每天晚上都还是这样，他在网上持续关注伊朗的新闻，而那时，情况正相当令人惊惶。我抓狂地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反驳电视里那叫人毛骨悚然的言论：它正跟我们讲，为了“安全”起见，人们需要缩减一些公民自由，这是英勇，也是爱国。我开始拿出一个小本专门记录政治委婉语，就像我在伊朗用的那本一样。“爱国者”指的是那些从不质疑政府新法律的人，“祖国”指的是某种需要保卫的东西，而在所有地方，即使是学校，我们都被提醒着要注意“安全”。“要平平安安过一天呀。”平平安安？这个词什么时候代入到这个句式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