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5/37页）

在与土耳其交界的地方，他们被移交给一队新的蛇头。新向导偷了他们的财物，把他们仍在路边，一片“平阔蛮荒的地方，仿佛绵延不绝，没有尽头”。没有水、食物和阴凉地，小婴儿和内达很快就面临脱水。为了避开检查站，他们必须在黑暗中绕远路行走。他们轮流抱着内达和婴儿。有一回，法拉抱着婴儿的时候，“西敏筋疲力尽，脸朝下摔倒了，还没着地就昏睡了过去”。法拉一直拍打她的脸让她保持意识清醒。另一回，她在一个石头很多的山坡上滑倒了，肚子着地一路滑了下去。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们终于到达了凡城市郊。“衣服又破又脏，我们几乎要走不动了，由于最近在翻山越岭艰苦跋涉时养成的习惯，我们排成了一列纵队往前走，一个跟着一个，就像一列只剩残兵游勇的草台班部队。”

他们去了一家简陋的旅馆，法拉一着枕头就昏昏睡去了。法拉醒来时，距离再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她觉得自己好像都没了呼吸。她想要打开门，但发现门被从外面反锁了——西敏为了保护她把门锁了。她歇斯底里起来，大声擂门，叫喊着让人放她出去。“那是我最接近崩溃的时刻，”法拉后来回忆说，“那标志着我流亡生涯的开始。”

法拉用力撞门的那个画面，已经牢牢地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选择流亡要付出的代价，是失去那么多的界定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东西。唯一能让你觉得这个巨大损失可堪承受的，是你发现的那个你原本浑然不知的自己——一个真正独立的自己。美国真正的礼物就是这个，而不是传说中的财富与成功。我相信，法拉的独立，始于她在土耳其拼命砸门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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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日，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那天早上天气极冷极干，刮着大风，我被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之后友善的移民官告诉我，要是我愿意等到下午两点，我就可以宣誓了。

回去宣誓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移民办事处旁边的一家餐厅里，看向外面广阔延绵的土地，深入思考着我旧的家和新的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选择意味着信赖，意味着信仰上的跨越和转变，而让一个失去故乡的人去对一个新家做出这种跨越，是很难的。当我在1979年回到德黑兰的时候，我会沿着街道行走，感受脚下的路面，告诉自己，我在这里，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这里。很快，这些情感变得酸涩，被抗议、催泪弹、鲜血和公开处决这些新记忆污化、破坏了。在街上走时我需要四处转移视线，努力不去看，也希望不被看到或察觉到。我开始问自己，这是我的家吗？我魂牵梦萦想要回的家？我在哪儿，这些如今管辖着街道的人是谁？

后来，我告诉法拉和马赫纳兹，独自坐在那家餐厅时，我再次想起了自己过去几年里一直在追问自己的问题：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已然得到的结论是，选择新国籍跟选择伴侣是一样的：这选择会与你紧紧相随，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疾病或健康。对我来说，要深入思考美国的疾病与健康，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金融危机使很多东西都变得一目了然，这其中既有这个国家的精华，也有它的糟粕。对我来说，这从来不只是一场金融危机而已，这还是一场愿景与想象的危机。你能够（起码暂时可以）帮着金融巨头摆脱危机，但是似乎没有人对维护想象共和国表现得非常在意。快到两点时我回到了那里，排进了长长的队伍等着拿入籍教材包，我的心情有些许兴奋，不过我能意识到，这喜悦只是片刻，我也不该把它太当回事。我觉得我有能力让自己学一点“纹明规矩”了，而这对我来说是成为美国人最让人激动的部分。他们将入籍教材包递到我们手里，里面有一本收录《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小册子和一面金色塑料柄的小美国国旗。之后我们排队进入了一间相当简陋的房间，在里面坐下来。背景音乐是国歌，大投影屏上是国旗和美国风景的图像。

我们很快就落座了。我的座位号是30号，左边是29号，右边是31号，31号是个男人，橙红色领带配粉色衬衫。很明显，不像我和我左边那个男人，他在着装打扮上颇下了一些功夫。他坐立不安，频频看向我这边，这举动表明他非常想说话。我带着鼓励意味地对他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指着我手中的小国旗。他挥了挥他的，说：“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公寓里收着一面美国国旗。我把它拿出来，掸去灰尘，又把它放回去。”他停顿了一会，接着说，“而现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