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1/37页）

“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快乐，但我又始终担惊受怕，”法拉说，“每一天结束时，我的呼吸就会轻松些，我对自己说，又过去一天，无灾无难。而每一天开始时，我的脑海都会闪过一个念头，这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

接着，第一任伊朗总统被罢黜之后，他们团体的一个派系巴尼萨德尔决定对政府发动武装暴动。即便在当时，我都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相信自己能取得足够的支持去捣毁这个新伊斯兰国家。但那是个人人头脑发昏的时代，推翻政府在一群满腔热血的革命分子眼中就好像小孩儿把戏一样。他们选择发起暴动的地方是阿莫勒（Amol），滨临里海的一个美丽小镇。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之后，法拉马兹和法拉公开表达了对计划的反对，这给他们带来的是团体中激进派的蔑视。“恰是曾经围在法拉马兹身边说话的那同一批人，此时说他是胆小鬼和机会主义者。”侮辱和恐吓只是加强了他的决心。法拉记不清他是辞职了还是从团体的领袖位置上被推下来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弃之而去。

在政治上，世界被分成了好的和坏的，而显然，我们在好的一边。我们知道自己不会经历调查、怀疑和被怀疑的痛苦。对伦理道德和原则的质疑，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团体的选择。到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法拉才开始闪避。这团体已经变得太离谱，而她有力量去做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坚持她个人的是非观，让自己远离那个团体。这恰是哈克在跟汤姆和他的强盗团伙关系破裂时所做的。

1982年1月，这个团体把武器、帐篷和食品供给都搬进了阿莫勒附近的森林里。他们将袭击日期定于1月25日。那天清晨，差不多有一百个人，男女都有，袭击了阿莫勒的警察和卫兵总部。战斗持续了十五个小时。很多人死了，很多人被俘。正如法拉告诉马赫纳兹的，“领袖们制订了胜利的计划，却没有制订撤退的计划”。

政府起初对袭击的消息保持沉默。法拉和法拉马兹是通过口耳相传听到了消息。他们本该在那时离开。牢里有人在受着拷打，他们迟早会泄露他们的名字和住处。法拉马兹和另几位反对计划但对团体始终忠心的人认为，在那样的艰难时期，他们不应该抛弃他们的朋友，就这样兀自继续生活。“就像麻雀面对着眼镜蛇，我们也无能为力。”法拉说。从法拉在运动中——她称之为“家”——寻求友谊和支持到后来，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情感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理解这转变之巨大非常重要。

法拉和法拉马兹像往常一样在3月21日庆祝伊朗新年纳吾肉孜节。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之前有了更多的紧张，但是“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步步逼近的灾祸”。他们嘲笑着电视上的毛拉。“我们笑他们粗俗、愚昧、蠢笨，”法拉说，“然而，尽管我们是从西方教养的视角去看他们——这让他们显得甚至更荒唐——但我们还是将他们当成是我们该处理的、我们的问题。这种归属、认同一个社会而不论其缺陷的感觉，是我在那段时期前从未感受过，那段时期后也再未感受过的。我从此再没有成为任何民族生命的参与者。”

终于，阿莫勒袭击六个月后，法拉马兹让法拉去联系一个亲戚，了解她哥哥是如何被偷渡出国的。法拉马兹要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而法拉准备吃午饭时在他母亲家跟他碰面。马赫纳兹在她的记录中这样描述，当法拉走向他母亲家时，她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要告诉他的话，因为每天结束时，她总是要把什么事都告诉法拉马兹。又有更多的学生从她的学校辍学了，她感觉到，他们很快就要做关于未来的决定。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她已经有了七个月身孕。“但我觉得轻松而快乐，脚步轻盈，看着自己的影子笑起来。”

但午饭时他没有出现。晚上六点，她回到他们的公寓，就坐在地上，眼睛盯着地毯，等着他。八点，她去了最近的电话亭。

你怎么去写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单是叙述出这些事，你就在参与施加痛苦了。当哈克告诉我们谢泼德逊家族和格兰杰福特家族间的宗族之战时，他的非描述性语言让他所目睹的暴行的惨状更加真切了。“这种种经过，我也不想叙说了——要是这样做的话，只会叫我更难受。我但愿，当初那个夜晚，我根本没有爬上岸来，以致亲眼目击这次的惨祸。我的脑子里，将永远赶不掉这一切——有好多回，我在梦里还梦见了这一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