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0/37页）

我犹豫着要不要问她在伊朗的那段日子，因为不确定会揭到哪些伤疤。及至那时，她从伊朗逃离已经成为历史，因而就是一个轮廓被小心打磨过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德黑兰见到她的那两次，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无忧无虑，但事实上，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充满太多对伊拉克战争以及持续不断的暴力的焦虑与恐惧。听闻亲戚、朋友和学生被捕、受刑、被杀的消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幸运的少数人设法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我也有一些表亲躲了起来或被杀害，一些朋友在逃亡，一些学生被枪决。法拉的故事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那是我噩梦开始的时候，而到此时，这些噩梦还是与我如影随形。

有很长一段时间，法拉都对那段日子发生的事讳莫如深。过了好多年她才终于同意透露一些她的故事，她的姐姐说服了她，与她坐下来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采访，这段采访后来被马赫纳兹改写成了一个更流畅的故事发表在她那本《流亡的女人》中。那时法拉并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部分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她仍希望回伊朗。所以在书中，她把她丈夫称作霍尔木兹，而把自己称作阿扎尔。

1979年2月，革命结束后一周，法拉欢天喜地地回了德黑兰。只有看到她发现自己乘的飞机俯冲下来、穿过群山、进入德黑兰机场的样子时，你才能想象她的心情，因为那是她十岁离开伊朗后第二次回去。在革命后的最初那些日子，所有的边界都是封锁的，她的团队之前一直被困在德国。“于是我们做了我们最擅长的事，”她解释道，“我们抗议，然后便奏效了。”一架飞机被派过来接他们，然后所有那些原本在远方支持革命的人一起欢欣鼓舞地回去了。着陆德黑兰后，那些笃信宗教的学生下飞机时反复喊着“伊斯兰革命万岁”，而法拉和她的同志们走出来时高喊着“自由万岁”。机场已经被革命卫兵控制，并对商业航空关闭了。毫无疑问，一开始卫兵们就坚定地站在穆斯林学生这一边。“那天之后，不到四年，”法拉说，“所有跟我一起乘那架飞机过来的朋友，除了一个以外，全都死了。”

在德黑兰，法拉没有打电话给她父亲或者她丈夫的父母。“革命，”她说，“要优先于所有的亲缘和情谊。”她找到了一份教英文的工作，但就像在美国一样，她大部分时间一心扑在革命活动上。

后来很快法拉马兹也到了——他留在后方好召集更多的学生支持者。那时，政府部门已经变得更加暴力了。我记得，前一刻我们还在街上跳舞，亲吻他人——共产党人、伊斯兰教徒和商店老板，后一刻在同样的街道上，就发生了暴力抗议，街上水泄不通，歌声消散，枪声四起。一开始受迫害的是世俗左翼，之后是民族主义者，最后轮到那些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追随者的伊斯兰教徒。

那些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左翼团体在德黑兰并没有很广泛的支持者。法拉描述了她和来自他们团队的几个人在一场大型工人示威游行后，留下来与工人们交谈的情形。“他们客气地听着，但当我们转身离开时，其中一个人叫了我们一声，冲我们挥着手。‘拜拜！’他用英语说，笑嘻嘻地，像被逗乐了似的。再没有比这表现得更明白的了：我们与这些工人所处环境不同，在他们看来我们太过方枘圆凿，而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天然盟友呢。”

此时法拉已经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她觉得很脆弱，而且，就像那么多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团体的成员一样，她害怕那些她已觉得像家人一样的人们会给她贴上卖国贼的标签，害怕自己会显得——如她所说——“被动、畏缩、像个资本家”。与团体或者意识形态说再见，对法拉马兹来说更加艰难。据法拉说，他并不像一个信众——“一个还是他帮助创建的思维模式里的囚徒。他是领导者之一，是他推动着整个团体激进起来。他把别人动员成‘革命分子’，坚定不屈、无所畏惧、矢志不移。而现在他得站出来反对年轻的激进分子们，面对他们的轻蔑。他知道他们会把他的改变解释成胆小丧志，将个人前程置于革命事业之上。他们会认为他是半路逃跑。他已经教了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踌躇犹豫，不愿独善其身，又无力挽救他人，他的脑中一片混乱。”

想来令人心碎，法拉过去常常说起那些平和宁静的时刻，虽然他们周遭发生着种种不祥的征兆，但她和法拉马兹差一点儿就拥有了一份“寻常”的家庭生活。她告诉我，对于这种新得到的、幸福夹杂着革命的暴力和不确定的感觉，她曾感到那么惊喜。她试图成立一所语言学校，法拉马兹则回归家庭，重新开发出自己的手工艺和木匠活天分。“我们的女儿此时是个活力满满的两岁孩子。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我们读书、谈心、听音乐、用录像带看最新的美国电影，说来也够奇怪，它们都是定期走私进伊朗的。对于一个迅速成为政府当局重点目标之一的团体来说，我们做的安全防范实在太少。有些夜晚，没有录像带看的时候，我们会跟一些朋友凑到一起，各演出一整部电影来给大家看。我们没心没肺地看着某个人对《曼哈顿》的演绎大笑；而演《惊魂记》时，我们既兴奋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