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19/37页）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哈克贝利·费恩》都在告诉我们，所有被认为是正常、体面的事物，本质上都是不正常、不体面的。在这本书中，“受过教育”的人们是最无知的，偷窃是“借用”，“有教养”的人是流氓无赖，贤德是不仁，体面代表了残忍，而祸事尤易起于萧墙。在这本书中，身为“白人”并不是光荣的标志，而你要是做了正确的事，就会下地狱。事实上，除了哈克自己和他试图帮着保留下遗产的孤儿三姐妹，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一个白人角色没做过什么或卑鄙、或白痴的事。每次哈克思忖着像吉姆这样的人怎么会如此像“白人”时，他都是在否认人道和正派这样的美德只属于“白人”这种观念，都是在暗示，或许这些品质的真正主人是一个名叫吉姆的奴隶。

虽然这本书中涉及了大量的暴力，但是吐温一次都没有向我们展示针对奴隶的肢体暴力。大概是因为，这样做会把人们的视线从更深的暴力——对一个人的羞辱和毁灭——转移开，而这些都源于他人拒绝承认他为人类，将他视若无物，否认他具有人类感受和情绪。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之中，哈克和吉姆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死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旅程中，他们都隐瞒真实身份，采取各种伪装。而这本书并不是在讲找寻自我身份，它讲的是隐藏真实的自我。

这场逃离、暴力和混乱，让身在德黑兰的我们看到了它同我们自身生活的惊人相似。法拉和我都对此有所了解，因为在那段后革命时期，我们都转入地下，学着隐藏真实的自我。在一个威权国家生活，要想活着，你就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别人。吉姆和哈克扯谎、欺骗、偷窃，几乎破坏了每一个规矩。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善良和本真。于是他们推着我们去质疑和重新检视那些我们可能觉得是基本的、不变的道德准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扯谎、违法、欺骗和爆粗口也可能没有错？

[57]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美国教育家、文学评论家、学者、编辑、公共知识分子。

[58]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美国评论家，编辑。

[59]保罗·伯尔曼（Paul Berman），美国政治、文学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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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紧抓着微小细节不放，存下过往经历的碎屑，到了一定时候，那些微乎其微的细节就会拼凑出那逝去时光的声调和质感，这个过程何其有趣。我最近想起法拉回到德黑兰后我两次见到她的情形。第一次，我还在德黑兰大学教书，一定是1980年，因为那时戴面纱还不是强制的。我看到她坐在文学与外语学院的台阶上，在跟一个朋友说话。法拉是助教，跟我在同一个系里教英文，我是系里的全职教员。另一次，我和我丈夫看见她站在一台可乐售卖机边上，一手拿着一瓶可乐，非常投入地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交谈着。我们两次都简短地打了招呼，但都没有停下来说话或者交换联系方式。而她两次都给了我一个非常特别的微笑。

通过微笑，法拉可以传达非常多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她用微笑代替了语言，给你设下挑战，让你设法去捕捉那微笑的含义：有的微笑是在跟你密谋串通，有的是想摆布你或叫你让步，有的是心领神会，有的是秘而不宣，还有一种是在表明距离。在德黑兰的那两次短暂相遇中，她给我的就是那样的微笑。跟我打招呼的同时，她也不想有更深的交谈，单是碰巧遇见就够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习惯了鬼鬼祟祟的神态——我仍然可以想象我的学生拉兹在某一场政治屠杀后在靠近大学的那条街上从相反的方向向我走来，或者一个我从前的学生，一个伯克利的激进分子，无声地与我目光交错。即使是我的表亲赛义德和法希梅，我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跟他们打招呼。这让他们都变得与我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好像他们已然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也预示着他们也很快会成为那种魂魄。

我又一次见到法拉是在1990年的美国，距她离开伊朗已有八年。我去那儿开会，只待三天。她开着车来接我，看起来很轻松自在；我记得她戴了个帽子，那让她看着像个年轻男孩。我们玩得很开心，嘻嘻笑笑，就像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谈天说地，唯独不说那些将我们分开的事：伊朗的运动和政治。自上一次我们在芝加哥坐在相反的两边之后，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改变，这改变的标志就是，我们想要通过最初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重新与彼此联系起来：我们的家族联系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