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11/13页）

在我阅读、思考和回忆的过程中，我开始看到鲍德温与吐温之间的关联，这种相似性鲍德温从未承认甚至暗示过，它不是因主动选择而出现的，它的存在是对其他不知不觉甚至不被需要的相似性的确证。因为，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写作中，詹姆斯·鲍德温都是一个“具备多重色彩并经过复杂混血的混血儿”的后裔，而吐温曾跟这“混血儿”攀过亲。

从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将诗人赶出了他的“共和国”[29]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想象对掌权者来说是危险的，诗人不同于主流的眼光总是离经叛道且不可臆测，总是在颠覆权威、颠倒众生。正是带着心中这样的想法，我在新世纪的黎明开始了对这本书的写作，它一开始便带着怀疑、焦虑和一种危机，这一危机远超过立时可见的经济危机。写这本书并非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希望，我指的并不是一种纯粹昏了头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信念——一旦你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重要的，你就能带着十足的决心去往那里。我在伊朗的经历为我重新定义了希望，它与简单的乐观主义已经截然不同。存在于我脑中的东西，与瓦刺拉夫·哈维尔所捕捉到的最为接近，他曾说：“希望是一种思想的状态，而非世界的状态。希望，在这一深层而强烈的层面上，与因为万事顺利而产生的欢喜并不相同，与对显然能够斩获成功的事业的投资意愿也并不一致，它是一种只因为某件事是好的就为它付出努力的能力。”

我相信，所有伟大的艺术与文学，所有人类的丰功伟业，都是建立在这种微弱而又最持久的希望之上。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做人类恒久经历的见证者和史学家，为我们曾经活过提供“确凿的佐证”。写于公元前441年的戏剧《安提戈涅》的主题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两难困境，是遵从个人节义所向、安葬兄长——她的兄长对王国发起了叛乱——还是听从一种更公共的正义的概念，服从国王，也就是她叔叔的法令，任其尸骨暴露腐烂、不得安葬，她被困在了这两者的压力中间，这一主题在今天以各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被重演，甚至被改编成最受欢迎的故事形式，出现在了《波士顿法律》和《妙警贼探》的剧集里。假如今天我们需要小说，这已不再是因为我们需要逃避现实；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带着新鲜的眼睛，或者如托尔斯泰说的，“擦亮了的”眼睛，回到现实。

六年前，我在一栋索然无趣的政府办公大楼里做了一个公开宣誓，但其实在许久之前，我就已成了美国公民，那是我刚开始在想象中的美国地图上循迹探索的时候，我开始的地方是多萝茜的堪萨斯和英格斯[30]姐妹的干燥农场。美国是移民之国这样的话已是老生常谈，甚至现在也没错——它的人口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组成，这些人带着故乡不安的魂魄来到了这里，使无家之感成了美国人个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较其他国家，美国更多地成了一个流亡与迁居的象征，一个选择家乡的象征，而人们本该只是生于某个家乡而已。

第一批移民者和他们的后代毁了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家园，他们使一些人无家可归，同时将另一些人强征为奴。但他们的可取之处是造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在美国开国者的想象和他们体现的人文精神中，存在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让后世得以质疑和颠覆前人写下那些建国文件——《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环境，如此，后来的男男女女们，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1]、亚伯拉罕·林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安东尼[32]、小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也会作出类似宣告的人，才坚持着新的自由，并提醒着我们——正如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极其精辟准确的说法——“不是选举给了民主生命，而正是我们的民主社会给了选举生命。”这对我来说，则是想象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重叠的地方。我就是这么跟我的孩子讲述我对美国的看法的。如果你相信你们的国家是建立于一场梦的实现中，那么一个显而易见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没有想象，你如何梦想？

对于无家之感和绝望，对于生的无常和死的必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和痛苦，想象并无解药。但是它让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记录也可以拒绝这不公的发声方式，我们不接受事物当前的样子就是明证。甚至于，不论我们生活在何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自身。甚至于我们居住的家也可以由我们后花园的另一个世界来定义——让它成为多萝茜的奥芝、爱丽丝的仙境或山鲁佐德的房间，我们必须去那里旅行，好把自身和他人都看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