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10/13页）

所有的作家和诗人，正如汉娜·阿伦特对他们的称呼，都是陌路人或流放者。他们通过局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而唯有美国作家，将这一种态度变成了一种民族特点。“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卡森·麦卡勒斯写道，而后她又补充，“但有时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是最孤独的。对外部地域和新路途的渴求始终伴随着我们，它几乎成了一种民族通病。我们的文学印刻着渴望和不安的特质，我们的作家始终都是伟大的流浪者。埃德加·艾伦·坡求诸内心去发掘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怪异而灼热的世界。惠特曼是流浪者中最高贵的人，他视人生为一条康庄大道。亨利·詹姆斯抛下了自己年轻的国家，去了英国，投入了19世纪会客厅轻飘的颓废之中。梅尔维尔派出他的亚哈船长疯狂地驶向巨大白鲸，走向自我毁灭。而伍尔夫和克兰——他们游荡了一世，但我不确定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麦卡勒斯写下这篇文章建议美国作家们回到故乡，如她所说，将目光转向内部，但其实，即使将目光转向内部，我们也需要深入地思考这种始终存在的不安分，这种无止境的质疑，这种斗争——一边是对强盛、地位和成功的渴望，一边是从这些东西身边走开、提防自满的冲动——简而言之，上演小流浪儿哈克的奇迹的冲动：他听从了自己的内心，乘着筏子从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这种反常的情绪，这种一直以来都属于我们民族特质之重要构成的乡愁必须用到好的地方，”麦卡勒斯接着说，“我们必须知道那些探求者在探求什么……美国年轻，但它不会永远年轻。就像一个必须离开自己破碎家庭的少年，美国人现在感受到了过渡期带来的震动。但是一种全新的、纯粹的成熟会到来——如果它就是努力目标的话。我们必须起草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这一次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对我们熟悉的土地，我们必定觉得想念，正是这片土地值得我们的乡愁。”麦卡勒斯自己知道，这种对游荡的冲动，这种一直持续的对新鲜事物的热望，正是让美国始终是美国、赋予美国生命力的东西。美国小说广袤无垠的疆土上，活跃着许多温顺而渺小的人物、孤儿、放逐者——他们的流浪并非只因种族、阶级或性别，而且因为那种被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25]极其巧妙准确地定义成遁世独行的特质。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美国反叛的神话。这有几分道理，但美国从权力的边缘进入权力中心已经很久，出身优越者的特权已为富人所占据——很久之前，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因觉得自己身为公仆，应避免受金钱所诱、贪污腐败而谢绝了薪酬。

我们需记得，尽管如今的流行观点自以为是地将成功定义成了金钱，但是，从梅尔维尔的巴特比——那个把“我不”作为口头禅的抄写员，到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的女主角们，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佐拉·尼尔·赫斯顿[26]的珍妮，贝娄的赫尔佐格，菲利普·罗斯的萨巴斯或者《火线》（The Wire）中的奥马尔·利特——他使我想起荣誉准则的重要性，这个国家虚构疆土上的真正英雄都是边缘而颠覆传统的流浪者。所有人都在努力坚持正直，听从自己内心指引，当美国梦——如菲茨杰拉德说的——在我们“梦醒时受漂浮于空气中的邪恶泥尘”污损的时候，提醒着我们警惕背离美国梦的想法。

我第一次萌生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是在快要写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时候。那时，我想过给这本书起名《成为美国人》。我不想我的读者以为，我们读的书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些书受到伊朗道德警察的反对和禁止。我想要他们知道，这些书在美国也极其重要，因为那么多的小说人物所要求获得的自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种不理会社会、不理会他人对他们要求与期待的自由，一种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自由。我选择将目光聚焦于三部小说，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篇，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想法非常着迷：哈克这个抗拒“根”和传统这些概念的人，成为了那么多美国小说没有家的主人公的鼻祖。为什么是这三本呢？做这选择实属不易。在一开始给出版商列大纲的时候，我挣扎着将要做讨论的书单削减到了二十四本。但很早我就让哈克占据了整个故事，正如此前的洛丽塔一样。我把这本书视作关于哈克·费恩的美国和他在小说界的后辈的故事。我选择将关注点放在这两本小说上——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它的主人公具有一种反哈克的特点，他渴望地位、认可以及所有物质成就的外在标志；以及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书中有一群孤独颓靡、格格不入的人，渴望着与他人的联系，他们在一个建立于憧憬而非满足感的世界里茫然无助着。我本可以再挑出几十本——梅尔维尔、海明威、佐拉·尼尔·赫斯顿、唐·鲍威尔[27]、纳撒尼尔·韦斯特[28]，以及其他所有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篇章呼喊着的人只好等下一本书了。我想要止步于20世纪60年代，因为紧随着这十年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从社会和政治现实，从美国小说的方向来说，都是如此，此时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语境了。我感到，作为作家和人权运动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标志着我所认为的美国小说的古典时期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启，他是担当这个标志的最佳人选。决定将后记献给鲍德温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将在极大的程度上向我展现当前的真相、它的危机和我对它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