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9/13页）

我写《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因为我希望人们了解，伊朗人，真正的伊朗人，并不是一些异域的他者，一种“他们文化”的产物，我们也是人，同其他的人一样。我的有些学生是笃信宗教的，而有些并不是；有些是正统的穆斯林，而有些是世俗的穆斯林；有些是巴哈伊[23]或拜火教[24]信徒，而有些憎恶宗教，有些为此送命——与此同时，有些则从来不考虑丝毫的宗教问题。我希望展现给世界的是，伊朗青年，那些十八年里跟我有密切往来的学生，当被剥夺了接触世界的渠道时，就通过世界的黄金使者——同时也是它能提供的最好的事物——与之沟通：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和电影人。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获得成功之后，我应邀到全美上下给各种团体演讲，我去的既有支持共和党的州，也有支持民主党的州，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地方。最初的邀请大都来自高校、图书节、博物馆和公民组织，以及各种各样不同的高中，比如布法罗市立荣誉学校、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高中、史宾斯学校、乔特高中和布朗克斯专科学校，在教师艾米·马修森的热心努力下，我过去三年里每年都在这所专科学校与她班上的学生进行问答对话。在圣安东尼奥，一位年轻女性告诉我，她是一名小学老师，美术课近来被取消了，而她的学生们与另一所学校共用一位音乐老师。她自己为了维持生计还在兼职做图书管理员。她说这些话时面带微笑，好像已经认命，却也不无微词。在巴尔的摩一个图书节上，一个充满朝气的拉蒂纳姑娘告诉我，她是跟一些高中同学一起来的。“我们学校很困难，你知道的。”她说着，又犹豫了一下，认识到我的确知道。“但我以后想教语文，”她身后爱捣乱的朋友说，“对啊，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不是吗？”

有些人带了礼物：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一支小箭，一个小小的盒子，一本图画书。我开始跟老老少少，医生和士兵，图书管理员和老师们交谈，并吐露我的秘密愿望——联系全世界的读者，把他们拉进一场有意义的对话中，我告诉他们，我的梦想是创立一个想象共和国，并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参加华盛顿的一场游行，这样我们便可以填满杰斐逊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空间，路过所有的战争纪念碑和被比作美国王冠上的珠宝的史密森尼博物馆，让人潮一直扩散到国会图书馆和白宫，最后在国会前停下来，然后问：“谁来帮想象摆脱困境？”——许多人后来走到我面前问我：“我能帮什么忙？”“我能做点什么？”我发现了一国的读者，高矮胖瘦、老老少少、各种肤色、各种背景、贫穷的、富裕的，大家因为一种共同感受聚集在了一起：书很重要，书打开了一扇通往有意义的生活的窗户，书让我们包容复杂与细微，让我们能对拥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境况的人感同身受。

当多萝茜和她的朋友最终找到了男巫的时候，奥芝宣告：“我是伟大的可怕的奥芝。”而多萝茜简洁地答道：“我是渺小而温顺的多萝茜。”多萝茜和她的同伴们最后发现，奥芝强大力量的传说，就与他们所相信的自己的弱小一样，是一种假象，他们能够在多萝茜的带领下做到奥芝无能为力的事情：消灭邪恶的女巫，使胆战心惊的百姓重获自由——这个神话绝对配得上那个为了获得自身的独立击溃了一个强大帝国的民族。

多萝茜是一长串美国小说的男女主角中的一个，他们渺小又温顺，却不知怎的似乎成了比他们强大的对手更厉害的人。一旦主人公远离了真正的家乡与生活的环境，这种特质通常就开始显露。在想象中的美国，有这样一些卑微的子民，他们勇敢地抵抗伟大而可怕的力量，而哈克贝利·费恩可能是这些人当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了。但哈克拒绝回家，这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决定或影响了如此多其他的美国虚构人物的选择——要么离家不归，要么向往如此。这些没有家的美国小说主人公成了美国个人主义最好的那一部分的真正守护者——永远不把财富或权力等同于幸福。其实，或许再没有别的小说会对物质主义如此深恶痛绝了，会把物质主义定义成众多罪恶的根源——它是一种对这个国家讽刺但有益的提醒，因为这个国家正如此堂而皇之地投身于追求财富与权力。

美国的那种流浪者特质总是吸引着我，它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极好的描绘和赞美。我相信，许多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从世界各地移民来美国的人在这里都会感到很自在，因为我们既有归属感，也可以做局外人。这或多或少地激发了我们的流浪者本性——正适合一个有意选择成为孤儿来开启新生活的民族。没有什么小说人物会像那些游弋于美国小说疆土上的人一样，对家如此心存疑虑。这些没有家的人物变得危险且令人不安，带着某种意图徘徊于我们意识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