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19/21页）

当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过是展现在舞台的周围而已。我们扮演的都是些应急替场的角色。这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等待，等待着那些真正的角色登场，并且控制发生的事。当母亲从医院里被接回来时，这个家才有了中心，而真正的角色并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替代角色鼓起劲来，人人现在都有施展之地，成了“有生的力量”。虽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再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们哪会这样相信呢？她没有痛苦，静静地待在床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变得完全悄然无声了，和那个有时在劳作间无缘无故发出抱怨的健康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着她会死去的。父亲和姐姐看来和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退休以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现在却绕着它迈出越来越大的圈子，起初远足去邻近的村子林考拉赫和多布，这对他的同伴来说就已经越过雷池了，后来甚至去北边，跨过德拉瓦河，“去德国人那里”。在他看来，外国的核心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而另一个穿着十分讲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首先表明自己是个学过手艺的厨师，能够信手折腾出一些迄今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没有名分的菜肴来。再说，这事好像也在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意愿之中：她让父亲——正值晚春时节——叙述树木花草、庄稼、德拉瓦河河水、拜岑山上的融雪，叫这个终于有了用处的姐姐伺候她，仿佛她这辈子就等着这个时刻似的。她正儿八经地坐起来，一口一口地享用着那些菜肴，心满意足，两眼闪闪放光（而我们其他人弥漫在这饭菜散发的味道中，竟短暂地忘记了那些药的气味）。而我呢？在这个仪式中——要是有人错过了自己的角色，那好痛苦啊！——，我是作为叙述者登场的。我终于不会被问来问去了，可以坐到床边上，也就是床边中间，因为按照迷信说法，那些死神就站在床头和床脚，并且可以通过叙述把它们驱赶出屋子。可我向母亲叙述什么呢？我的愿望，当她的目光嘲笑起那些愿望时，这不过是催促我去重新开始，接着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用另外的话绕着她打转儿。当语言和愿望偶尔成为一体时，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而在这个将信将疑的听者眼里，却突然闪现出某种如同信任的东西，一种更宁静更纯洁的颜色——闪烁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然而，在我们的仪式中，这座房子现在扮演了主角。它表现得温馨惬意，是这样一种沉思的真正家园，连往日那一个个别别扭扭令人不快的角落都不例外。木头和墙壁拥有一种色调，从床头到桌子，从窗户到门，从炉灶到水龙头的距离在扩展。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在这其中，生存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动来动去还是静静地坐着；在这其中，迄今不可想像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了。他自己也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用收音机给我们演奏了一场管弦音乐会，并且从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直接说出每一个刚刚开始演奏的乐器名称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了各种不同的音调，后来在任何音乐厅里都没有过如此的感受。接下来他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那些他平日只是在教堂里，在烛光照耀时才那样做的东西：有一次散步回来，他跪倒在地，双膝同时，额头久久地贴在母亲的额头上。后来，在我的心里，这对男女组合一再出现在卡拉万肯山脉的一对山头上，也就是尖耸的霍赫奥比尔山和扁平的克舒塔山。

惟独到晚上，这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就解体了。尤其在黎明时刻，我就惊醒了，是被一阵无声无息的爆裂唤醒的，和他们一起睁着眼躺着，我知道他们同样睁着眼躺在床上，仿佛再也没有隔墙了。这个病人没有呻吟，也没有镜子打碎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挂镜子——，并且屋后的树林里也没有小鸟叫过。没有滴答的钟声，因为这屋里就没有钟，而在平坦的约恩原野上也没有火车隆隆驶过。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惟有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这声音来自那深深沉降下去的特罗格谷底。德拉瓦河从那儿流过。姐姐躺在楼下那间当年的奶房里，房子的排水槽里依然还弥散出腐臭的气味。父亲躺在母亲身旁，睁大眼睛，满嘴没有了牙齿。母亲是惟一在梦乡里的人，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唤醒的人。哪怕再细小的木头咔嚓声穿过这屋子，都像鞭打一样，常常有许多响声从各个无法确定的方向，如同回声在弥漫，与教堂里的钟声不同，不计其数。后来，每当父亲还没有听到第一声鸟叫之前就起身去周边地区时，我便觉得他好像要摆脱掉自己那垂死的妻子，要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弃在他那梦魇似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