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18/21页）

所以，首先是这个不会生活的父亲，在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使我失去了回家的兴致。虽然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回程一帆风顺，我甚至克服了村子这个障碍，依然满怀着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送来温暖的影子同行的心情；可一到村界上，一股不快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又是脑袋发痒，又是手臂变得僵直，又是两脚不听使唤，实在没有法子不让它们发生。这时，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事先在旷野途中为自己虚构出了什么图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心醉神迷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睁着眼做梦了——我虽然“睁着眼做梦了”，然而不过都是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夜晚、下雪、玉米地里刷刷的响声、吹进眼窝里的风，而这一切，凭借着在思想上依然继续的行程，显得比平日更加清晰，别有天地，像符号一样。那立在奶摊上的奶桶就像印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在黑暗里闪耀的小水洼连结成一行。然而，一到家门前，这些符号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事物便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常常久久地站在门口，几乎喘不上气来。那些如此清晰可见的东西，瞬间变得杂乱无序。由于我再也无法做梦了，也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一路上，彩虹似的接骨木枝条一道接一道，盘旋而上，向天梯一样，最后消失在花园里，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上方那些刚才还个个清楚可辨的群星图像此刻闪闪烁烁，无法辨认。多亏迎面而来的姐姐帮忙，我也才有可能顺顺当当地跨过门槛。她像一个家庭宠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又像一个家庭宠物，融入了那梦幻般的路标秩序中。然而，一走进前厅里，我就觉得在每个空间里都听到了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喧闹声，犹如到处存在的不和谐，它也立刻感染了这个回家的人，倒不是让我不再着迷，而是一并败了我的兴，于是，我便没有了任何情绪，恨不得立刻钻进卧室里。

母亲患病了，父亲才学着生活了。这样一来，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家也就成了我们其他人的生存之地。还在母亲住院期间，也就是动完手术以后，可以说他从那个作坊里搬出来了，搬进主楼里了。在这里，他好像不再寡言少语了，也不再自个儿发无名火了——每个举止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你反正弄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谁都帮不了他——，而且突然变样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处于窘境时会求人帮忙。因此，我就再也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在此之前，每当我要帮助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时，顿时就会乱了手脚。我现在密切地和他一起干活，那样稳妥，就像我单独一个人似的。而且姐姐这个迄今不被放在眼里的人，被不屑一顾的人一下子成了父亲同等相待的人。她表明自己原来是个有理性的人。她只是在等待着人家注意到她的存在，拿她当回事。好比一个不明原因瘫痪的人，只要你对他说句好话就够了，于是他就蹦起来，跑来跑去了。现在就是这样，转瞬间，随着父亲叫着“干这干那！”这个精神错乱的人脱胎换骨成一个脑袋里装着很多东西的人。她也不用说上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从那个让人讨厌的先知变成了另一个类似人的先知，既不是洞察秋毫，也不是悲观观望，而更多是预感到什么事需要做，并且已经预先相应采取了行动。虽然她一如既往，没有放弃坐的习惯，可是她现在坐在灶前，坐在卷心菜坛子旁，坐在面包炉前，坐在酸莓灌木丛旁，而父亲就蹲在旁边，常常是无所事事。即使他也在干活，可看上去不再是独来独往，或者蓄意找事的样子，显得就像他平日惟独在阅读时才会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就像与某种东西交融在一起了。而在我的想像中，那就是照射进屋里的光明。窗台上闪光的栗色，连他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才让我觉得变得明亮，一种深深的、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圣像柱背景上的蓝色。

虽然父亲惟独看重的是相信文字，可是事后，他那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以其几乎令人诧异的从容不迫蒙上了某些迷信的色彩：仿佛每个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驱除母亲的病魔。打上一个节，就像要勒住病魔；钉上钉子，就像要阻止病魔蔓延；密封一个桶，就像要把病魔关在里面；支起一根树枝，就像在给病人鼓劲；开门拖过一个麻袋，就像是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削去一个苹果上的腐烂处，就像……举不胜举。

随着父亲变得让人熟悉了，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氛围。我每次回到家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其他两个人的行列里。数十年来，姐姐被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据说这次归咎于父亲的失恋是她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如今她忘却了这一切，表现出与人交往的能力，不仅局限在干活上。她挑战这个竞赛能手来玩牌，每次都输，一次比一次懊恼，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毫无两样。在这种懊恼中——悲伤岁月的终结！——，她紧咬嘴唇，甚至要掉下眼泪，看上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人。这时，这个成长中的旁观者把自己、这个从桌子上一股脑将牌扫到地上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和脸上闪现着胜利喜悦的父亲看成了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