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15/25页）

巴特奥塞　4月6日，星期五

我们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男士们开车去接格察·帕贾斯维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姐）、他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们的四个小孩，这两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奥塞埃尔茨家。我们计划周末去找他们。

但首先，我们必须先申请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许可证。格蒙登的纳粹地方党领导极不友善，但市长为人却颇正直，一听到我们的名字（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曾经跟他提过），立刻准许我们住下。克里斯钦也交代过园丁，让我们自由采蔬果，所以看来我们还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态，因为她未来的医院格蒙登医院还不知道她已经到了。我们去施万旅馆吃午餐，一位刚从维也纳逃来的人告诉我们，苏军昨天已在维也纳郊区弗罗瑞兹多夫的树上吊死了一些纳粹党员。

下午我们搭火车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探望施塔勒姆贝格夫妇。格察再开车接我们回巴特奥塞。埃尔茨母亲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儿子的消息，但据说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树林里。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带孩子们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后去美容院做头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替所有人做饭，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有粮票。

格蒙登　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见许多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妇、帕尔菲夫妇等。午餐后，帕贾斯维奇夫妇载我和西西·维尔切克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路上被党卫军巡逻拦下，虚惊一场！格察拿出他的假证件，他们也要求看我们的；我的证件上注明我应该去施瓦察赫—圣维特，方向跟这里完全不对，立刻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距离目的地还这么远？我解释我离开维也纳的日子比原订启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后领头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车，派我去挖战壕了；我反唇相讥，说我以为“六年战争”期间护士的用处应不只挖战壕而已！这场对话不甚愉快，离开时大家都还在发抖。回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西西和我搭火车回格蒙登；我们计划好好休息两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气美极了。我们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阳台上晒太阳，享受湖光山色的可爱景观。很快西西·维尔切克就得去格蒙登医院报到了。

今天在施万旅馆碰见埃尔巴赫夫妇；维克托·埃尔巴赫是驻雅典的最后一任德国首长，他太太厄莎贝斯则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们刚从匈牙利逃过来，告诉我们卡塔林在林茨被党卫军拦下，所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肠——都是她老远从匈牙利带来，本来希望做小孩的粮食，维持到战争结束。埃尔巴赫夫妇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一夜，让我们感觉很愧疚，自己住得那么舒服；然而未经汉诺威家族的同意（他们现在都在德国），我们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兰医院”院长谈过话；他提议就让她在那里工作，这样对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过公园便可；但她有点犹豫，因为那间医院内没有手术室，而她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在手术室内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陆军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后面改建的马厩里，从兰巴赫开车来看他们。他并不认为德军还能撑过两个星期，建议我最好别尝试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负责率领一个爆破小组，经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长埃格鲁伯见面，后者等于是奥地利这一区的国王，是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很爱大放厥词，高谈“抵抗”、“荣誉”，云云。

已有消息传来：我们医院的伤患没有一名安全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只有年轻的护士及一批医生报到。然后我有命令在身，尽管很想待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面对“大崩盘”，但此刻的明智之举似乎仍是上路为妙。格察·帕贾斯维奇会开车送我一程。

4月12日，星期四

上校载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车站。虽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运走，但我携带的包袱还是很重。开往圣吉尔根的慢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把行李塞进车窗里，站在车厢外最低的台阶上，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后来警卫走过来命令我们下车；我们绕到火车另一边，等火车开动，再赶快跳上对面的台阶，结果西西两只脚各踏一截车厢，就这样摇摇晃晃上路了，实在很危险。后来一位军医救了我们，他跳到我们后面，保护我们别因为撞上树枝或狭窄隧道的墙壁而掉下车去。抵达圣吉尔根后，格察和阿莉已在车站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