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11/28页）

蒯通回答：天下刚刚大乱的时候，风起云涌，当时的关键是怎么样灭秦。现今，楚汉相争，让天下无罪之人都卷入了这场内乱。项羽起彭城，追杀到荥阳，威震天下；然而却受困于荥阳，进不得，退不能，已经三年了。汉王率数十万军队，以黄河、洛阳为险，有时一天都打几仗，结果却没有尺寸之功，败荥阳，逃成皋，南窜宛叶之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智勇双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

蒯通又进一步说道：当前不是圣贤就不能平息天下的灾难。而刘、项二主之命实际上悬于将军之手。你帮汉，汉胜；你帮楚，楚胜。我披肝沥胆为您献上一条奇计，但是，最担心您不能采用。如果您听我的话，不如对两家方便，让他们都存在下去。这样，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您又占据重要位置，谁都不敢先动手（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

蒯通认为：韩信应当趁着自己拥有重兵之际，占据齐地，胁从燕、赵，称雄天下，不必再听从刘邦之命。而且，韩信还要顺应历史潮流，“割大弱强以立诸侯”。当时谁大谁强？刘邦啊。蒯通要韩信“割大弱强”，分封诸侯，为民请命。这样，天下的诸侯都会服从韩信（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

要韩信“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蒯通的建议对韩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韩信拒绝项羽派来的武涉，可谓在情理之中，韩信对此也没有太多的犹豫。可是，蒯通就不同了，他建议韩信袭齐，造成韩信独霸齐地的现实。事实证明蒯通是真心为韩信设谋之人，韩信对蒯通的诚意不会有任何怀疑。

作为此期最为活跃的辩士，蒯通还向韩信讲明了一个道理：“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蒯通确实比韩信有政治头脑，但是，韩信拒绝蒯通的理由与拒绝武涉的理由一样：个人恩怨（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刘邦对我比项羽对我好得多，从道义上讲，我不能背叛汉王刘邦。

从韩信回答武涉与蒯通两人的对话可知：

第一，韩信绝无谋反之意。后来刘邦以谋反罪夺韩信之王位，吕后以谋反罪杀韩信，均属冤案。

第二，韩信确无政治意识。韩信看问题，处理问题，唯一的标准是个人恩怨。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却完全不具备政治头脑。政治从来只讲利害与实力，不讲恩怨义气。所以，对于韩信的这种政治糊涂，蒯通讲了两条历史教训：

第一，张耳与陈馀的历史教训。

与韩信同一时代的张耳、陈馀曾经是“制颈之交”。巨鹿之战，张耳困守孤城，陈馀兵少，不敢闯阵救赵。张耳派两位部将闯出城催逼陈馀进军，陈馀认为寡不敌众，进军徒劳。张耳的两部将坚持要陈馀进兵，陈馀只好给了他五千士兵。结果，张耳手下的两员大将与陈馀的五千士兵全部阵亡。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打败秦军之后，张耳与陈馀相见。张耳问及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陈馀如实禀告，张耳却认为是陈馀杀了他俩。于是，张耳与陈馀反目为仇。此后，张耳投奔刘邦，陈馀辅佐赵王。井陉之战中，韩信大败赵兵，陈馀被杀。

蒯通以此例告诫韩信：“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

蒯通认为：韩信与刘邦的关系比张耳、陈馀的关系更复杂。

第二，范蠡、文种与越王勾践的历史教训。

范蠡与文种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立下盖世之功。结果，范蠡功成身退，得以全身；文种恃功协助勾践，最终为勾践所杀。

蒯通以为：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蒯通这两句话就是千古传诵的“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蒯通分析韩信所面临的形势是：“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蒯通认为韩信立下了不世之功，其实，韩信最大的功劳是攻占全齐七十余城，而这个主意正是蒯通教给韩信的。但是，韩信在战场上是用兵高手，在政坛上却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一方面，他认为蒯通的话有道理；另一方面，他却为刘邦之“情”所困，不愿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