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9/14页）

八月五日（9月9日），接到两宫太后指令的奕，让八大臣代自己请示太后回京的时间，两宫的回复是“令明日请安”，意思就是“应该早晚会回去”。次日，奕辞别两宫太后，急速回到京城。

6. 听政之争

以今日之视角看，咸丰皇帝临终前决定让八大臣辅政，其实就是针对叶赫那拉氏。他设计的这种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机制，如果没第三方势力介入，双方或许还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但偏偏在“热河派”与两宫太后之间，还有个“北京派”。而且“热河派”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对于权力分配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导致“北京派”与两宫太后趁机联手，试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祺祥政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狭义的祺祥政变这个行动本身来说，其终极导火索源于两宫和“北京派”共同提出了“垂帘听政”之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为“热河派”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北京派”的成员们早在奕奔赴热河之前，就积极地策划“垂帘听政”事宜，其核心人物除了奕之外，还有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御史高延祐、杨崇伊、董元醇，刑部官员陈叔之，户部官员李慈铭等人。“太后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醇亲王奕以及八大臣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

所谓“垂帘听政”，是指新皇帝年纪幼小，两宫太后临朝听政，在殿上用帘子遮隔。历史上垂帘听政始于秦国宣太后，后来的汉朝、西晋、北魏、唐朝等都有垂帘听政的历史。“北京派”搬出历史经验，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想提升两宫太后的权力，进而削弱八大臣的权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北京派”中有“热河派”成员，“热河派”中有“北京派”成员，彼此纠缠在一起，前者如陈孚恩，后者如曹毓英，让形势一下子复杂起来。

例如曹毓英，时任领班军机章京，人称“曹师爷”。处事圆滑狡黠，善于观察风向，虽然身在热河，但经常与奕密信往来，密报了不少热河的情况。曹毓英十分不满肃顺等八大臣的专权，在咸丰皇帝病重时，他就当着肃顺的面说过应该让恭亲王奕摄政，惹得肃顺立即大怒，不断斥责曹毓英。

曹毓英就这样渐渐地与肃顺产生了矛盾。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在权力分配上不断挟制两宫太后，曹毓英便将八大臣的做法向身在北京的官员们广泛宣扬。

事实上在奕到达热河的八月一日（9月5日），大学士周祖培已经秉承懿旨，指使门人董元醇写好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周祖培的动机当然是公报私仇，他和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曾经遭到肃顺的排挤。

周祖培可以说是“北京派”中极力鼓吹垂帘听政的人，而且奕在热河期间，周祖培还指使部下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编成《临朝备考录》准备进呈，为两宫太后听政寻找历史依据。

据李慈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

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但就在这篇《临朝备考录》刚刚写好之后，周祖培听说董元醇的奏折被两宫太后扣下了，而且还被载垣等人知道了，载垣正准备拟旨驳斥。他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没将《临朝备考录》继续进呈。

董元醇的奏折发出时间是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六日（1861年9月10日），到达热河行宫的时间是八月九日（9月13日），此时奕已经在热河回北京的途中。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董元醇奏折的授意者，那么周祖培则是主使者。但是周祖培因与肃顺私怨太重，一心只想打击报复而不管时机恰当与否，致使“北京派”的很多官员都埋怨他发力过早，容易打草惊蛇。

周祖培指使董元醇上的这份奏折，为什么会在热河行宫激起轩然大波，让载垣等八大臣如此恼怒呢？仔细分析这份名为《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意思：

1.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不允许加以干预，更不应该蒙骗两宫太后。

2.另简亲王辅政。并指出对于辅政亲王应该庶、亲、贤并用。

3.建议为小皇帝选择老师加以教导。

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不能廉洁自律，贪黩营私者。

这封奏折矛头当然直指八大臣，甚至连点儿含蓄的话都没有，算是对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所作所为的一个变相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