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10/14页）

董元醇的这封奏折既有深远的背景，又有深刻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火药气味，可以说是“北京派”向“热河派”宣战的总纲领，更是引蛇出洞的一步棋。不过原计划是等两宫太后回京后再行抛出，只是因为周祖培一心公报私仇，所以引起了八大臣的警觉。

这封奏折一目了然，八大臣一致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必须小心应付来自“北京派”的威胁。两宫太后虽然已经将折子扣下，但是八大臣还是派人向太后要折。当时西太后表示留着以后再说，但怡亲王载垣却冷笑一声，其寓意深沉，感情复杂，究竟是憎恨与蔑视，还是挑战与虚张的交织，恐怕谁也说不清。

既然是大臣上的奏折，又是事关国体政务的，而且关于折子的内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宫太后留看的托词，也只能是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八月十一日（9月15日），两宫太后终于召见八大臣，将奏折的内容公开，并且表态同意奏折中的建议，并着手准备实行。

当时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率先站出来反对，史书上的说法是“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可见态度有多坚定。他们的理由是八大臣是先帝选定辅政的，现在不能听命于两宫太后，甚至说两宫太后看这封奏折都是多此一举。

吴语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

三人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载垣等三人竟然当堂让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可谓态度极其恶劣。从两宫太后那里退出来后，他们以本朝没有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让手下人立即起草谕旨，公开批判董元醇。

对应董元醇奏折的相关内容，八大臣联名起草的奏折中也有四项内容：

1.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可行，因为本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2.另简亲王辅政也断不可信，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先帝的遗愿行事，董元醇的上奏必定居心不良。

3.为小皇帝选老师没必要，先帝已经选定李鸿藻为帝师，董元醇还上奏建议选帝师，实在是昏庸的建议。

4.对文武大臣不必考察，只要严申国法军纪，所有大臣必能尽心竭力，不负皇帝陛下圣恩。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臣是以新皇帝下发谕旨的形式来批判董元醇的奏折内容的，文内有很多严厉质问的词汇，事实上是在质问董元醇的靠山奕，针对“北京派”的言论进行反戈一击。按照当时的制度，这封谕旨想要下发，还得需要两宫太后盖章批准。载垣将谕旨递上去后，两宫太后见与董元醇的奏折南辕北辙，因此将谕旨扣下，没有同意签发。

从《热河密札》记载的情况看，当时两宫太后针对谕旨的争议内容，特意召见了载垣和端华等人，但具体谈了什么并没有记载，只是说端华等人出来时怒形于色，而且太后依旧没有批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天双方看起来，属于虽然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然而次日上午，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上午，八大臣没等召集，便自行去见两宫太后。依旧是《热河密札》记载，说当时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吵得很厉害，杜翰甚至肆意顶撞，气得两宫太后手都颤。当时两宫太后将其他奏折先批准下发，可是载垣没见到前一天自己拟定的谕旨，就是不接受其他的批示，用停止办公的方式搞对抗，由此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一直到了中午，情况稍微有所缓和。西太后依旧坚持垂帘听政，东太后认为不如暂缓一步，毕竟目前身在热河，两个女人势单力孤，等到回了北京一切再从长计议，最终说服了西太后将谕旨下发。

两宫太后的妥协，让八大臣备感自豪。在他们看来，两宫太后同意下发谕旨，既是对“北京派”的绝好反击，又充分证明了八大臣才是这个朝廷的真正主人。他们自认为没有辜负咸丰皇帝的信任，也实现了咸丰皇帝制约太后干政的意图。

八大臣虽然专权跋扈，但他们确实是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咸丰皇帝的遗愿。但是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咸丰皇帝的去世，意味着朝廷风向标的转变。八大臣在策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选择与两宫太后联合，或者说是没有因势利导选择必要的妥协，而是将两宫太后拱手推向了敌对者“北京派”。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在给京师官员的密札里，就对八大臣面临的危局分析得很是透彻：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意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何诚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