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11/14页）

许庚身是咸丰初年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虽然入仕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很受咸丰皇帝的赏识，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知道很多核心机密的事情。而且他对肃顺指使自己起草文件颇为不满，算是身在“热河派”中间的“北京派”成员。

许庚身在密札里说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即将大祸临头。可惜的是，八大臣作为当局者还依然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危险，不能不说是掌握权力者自大的一种通病。

如果抛开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只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待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们的最大失策在于没有将兵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对于有兵权的几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拉拢，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时任兵部侍郎的胜保。

胜保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咸丰皇帝在位时，他见叶赫那拉氏生了皇子，便极力向叶赫那拉氏靠拢，因此胜保当时是太后一派的人。咸丰皇帝去世后，胜保扬言要清君侧，八大臣对他颇为忌惮。胜保在热河为咸丰皇帝吊丧期间，单独为两宫太后上折言事，事实上等于拥护垂帘听政。被触碰底线的八大臣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做，于是就批判胜保违背了先帝的遗愿。打出了“先帝遗愿”这张王牌，胜保不得不自我检讨，但这就等于让他更加忠于两宫太后，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北京派”。

胜保在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到达热河的当晚，许庚身就拜访了他，目的就是刺探他的态度。让许庚身没想到的是，胜保的态度颇为明朗，充分认识到不回北京断不能发难的道理，这等于承认了加入“北京派”。这为“北京派”后来发动政变增添了底气。

八大臣并没有重视胜保这块宝，当时他们看重的掌握兵权的人物是御前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重视胜保而重视僧格林沁，等于舍近求远。当时载垣亲自修书一封致僧格林沁，想要拉拢这位蒙古亲王。但僧格林沁的态度一直就倾向两宫太后，而且这位亲王在面对英法联军的时候，还曾经接受过奕的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八大臣拉拢僧格林沁都有些无厘头的感觉。

纵观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的表现，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太后、排挤奕、权力分配不公、没有拉拢该拉拢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们是在奔往绝境的路上大踏步前行。真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听政之争不仅让“热河派”陷进了“北京派”挖下的大坑，更是八大臣的敌对派正式联合的催化剂。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他们回到北京后见分晓。

7. 北京政变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