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11/16页）

咸丰皇帝的这一连串部署，其实很有针对性，毕竟太平天国西征军刚刚进入湖北，咸丰皇帝试图趁其立足未稳，集中兵力阻击。然而咸丰皇帝命令的各路人马除了胜保一路积极主动之外，其他人全都畏缩不前，这就延误了援救武汉的时机。

太平天国西征军行动很快，连克四城之后立即兵临武汉城下，驻守武汉的新任湖广总督吴文熔主张固守，可是巡抚崇纶主张放弃武汉。就在两位军政长官吵得不可开交时，咸丰四年（1854）正月，西征军三次进占汉口、汉阳，迫使吴文熔兵败自杀。而后西征军一路进军鄂西，另一路进军武昌。

西征军将武昌围得水泄不通。咸丰皇帝闻听武昌战事吃紧，再次严令骆秉章、曾国藩领军前往增援，又令江西巡抚陈启迈动用水师战船进行拦击。即使这样，西征军依旧将武昌城隔绝，截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攻打武昌城的西征军将领韦俊误认为武昌城守备森严、粮饷充足，虽然围困了四个多月之久，却未能全力进攻武昌城，这让身在天京的军事总指挥东王杨秀清十分愤怒，他下令命韦俊限期破城。

在杨秀清的严令之下，西征军于六月二日（6月26日）开始奋力攻打武昌城。西征军指挥使陈玉成带领五百名士兵，从梁子湖绕到武昌城东面，顺城而上后将太平军的大旗插在了城头之上，驻守的清军看到后，以为武昌城已经失守，全都一哄而散，西征军一举攻克武昌。

武昌的失守，意味着太平天国西征军控制了湖北的战略要地。当时大清帝国的湖北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等官员被太平军处斩，粮道官李卿谷投河自尽，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带领残部六千余人逃往长沙。咸丰皇帝闻听武昌失守，下令处斩逃兵，并将台涌革职，以杨霈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北总督，同时严令塔齐布、曾国藩迅速北上增援。

很长时间以来，曾国藩都对咸丰皇帝的增援命令采取拖延之策，几次调动他的军队，他都迟迟不动，原因就在于他所掌控的“湘军”不是大清帝国的国家军队，而是他自己在家乡湖南招募的私兵。

关于湘军以及私兵，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在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到长沙训练湘军。从咸丰四年（1854）正月起，他自横州启程北上，带领湘军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北上阻击太平军。二月，在宁乡首先与太平军将领石祯祥展开遭遇战，曾国藩本以为自己的湘军战无不胜，可是不承想刚一接战便被太平军打了个大败，湘军头领储玫躬被击毙，曾国藩遭遇当头一棒，不得已退守长沙。

一个月后，太平军进攻岳州，曾国藩再次遭遇惨败。岳州一战曾国藩损失最大的是水师，因此在湘潭之战中，曾国藩添造了众多水师战船，想要重新证明湘军水师的威力。

四月间，曾国藩率领湘军水师战船四十余只，步兵六百余人，向靖港发起进攻，石祯祥用火炮展开轰击，曾国藩方面的火炮力量极其微弱，结果再次遭遇惨败，步兵六百余人尽皆溃逃。当时曾国藩身边只剩下十几名随从，这位心高气傲的湘军统帅备感羞愧，想要投水自尽一死了之，结果被随从救起，慌乱之中逃回长沙。

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狼狈的时刻，自此之后他开始扶摇直上，进而逐渐成为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逃回长沙的曾国藩不仅要承受战败的屈辱，还要承担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与弹劾。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不仅没能充当援救别人的角色，自己反而损兵折将，致使湖南战局急转直下。事实上这些人是对曾国藩招募私兵颇为不满，本来招募私兵就有坐大之嫌，现在还打了败仗，在很多人看来曾国藩必须承担罪责。

曾国藩内心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与痛苦。招募私兵是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事情，是曾国藩积极主动建议皇帝允许自己这样做的，大清的军队因为长时间的腐化、慵懒、堕落，已经不能承担起挽救帝国危亡的重任，镇压太平天国只能依靠这些军政大员招募能征善战的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但是曾国藩也清楚，湘军只有不断地打胜仗方有立足之地，可是现在他却在靖港之战中一败涂地，将湖南的有利形势拱手让于太平军，这就使得招募私兵的弊端一下子被人无限放大。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非议与弹劾，虽然遥远的北京城还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官僚，曾国藩十分在意自己的名誉，在已经看透很多事是“知事之不可为”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自杀，甚至已经写好遗嘱买了棺材。

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曾国藩准备在长沙的老家结束生命的时候，一个让他重新振奋的消息传来—副将塔齐布带领湘军在湘潭大败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