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0/40页）

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启超经上海到香港，“见港督告以各国民心非上位所能压。港督谓我甚知，但彼兵力厚，尔等切勿起事”[101]。后来康有为透露，在此前后，他还托容闳为使节，“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前年不取粤之故为此，不然前年之力取之久矣。此事虽君勉、云樵等亦未之知，不欲宣露，以损办事者之气也”[102]。

此外，康有为还多次试图利用康同薇与港督夫人的交往，为保皇会争取在港活动的空间。4月，康有为得到徐勤报告，西报有攻其反对港英之事，即致函康同薇：“可见英督夫人及立德夫人，各要力辨之。言：英昔救我生，今护我死，并救新党极力，感极不知所报，安有此理，托庇而攻之，且亦无此愚。”[103]5月，又请其母转告康同薇：“港报哗然事，汝见立德夫人、港督夫人能辨之乎？或汝与之书而登之报中。最要二端，一是旧党诬攻，以为离间；一是新党人多，难保言语少失。要之与我无预，是最要事。”[104]

自立军起义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康门师徒在港亲属惶恐不安，康有为一面安慰诸亲：“港督于党人断无听中国官捕拿之理……按公法以国事犯例当保护，最大亦不过令之出境”，一面让康同薇往见港督夫人，

说唐烈士之冤，言我新党与伪政府拳匪为仇，断无害西人之理，观大通布告，可见住于汉口租界，欲借以庇身，其无毁洋人房屋之心，可不辨而明。但张之洞欲诬之以动西人，而后可拿耳。唐之起事，欲照日本义士挟其藩侯犯阙覆幕之法，已屡说张之洞救上讨贼，不动，故欲以兵胁之，大通布告文已言明不杀官吏矣。张之洞为那拉党，暗助兵助饷与端王，济拳匪以杀西人，而外结西人之欢。然张如此，人心甚愤之，故其营官、营兵、学生皆怒而从我，又有许多提、镇、道、府皆从我，此可见人心，此是帝党，非匪也。各国以为张之洞能安长江，其实皆唐某弹压之力，若唐死，长江必乱，非张之洞之力也。[105]

10月，康有为再度追问康同薇:

与港督夫人力言否？可言吾帝党不过为救上，决无与西人为难之事。况皆托庇宇下，岂有奇愚如此。唐某之事，闻其昔劝刘、张不从，而欲用日本义士胁长门、萨摩藩之法，欲胁张之洞勤王耳。张乃后党，诬之已甚，乃以哥会附会，以唐借租界庇身，乃反诬以烧租界，请万不可信。贵国既欲救上，而听后党之张之洞，则欲行东而往西也云云。想汝必善言之，为此念甚。[106]

保皇会与兴中会均以广东为行动重心，港澳为双方的重要依托，两派的宗旨手段，有同有异，早就有过接洽磋商合作事宜的尝试。虽然康有为反对，维新派又一度因清帝重用而极力避免与革命党牵扯，使得双方的关系趋于紧张，在港澳的革命党甚至斥责康门师徒为变节分子，但政变改变了维新派的地位和命运，使之被迫诉诸武力，两派宗旨手段的差距缩小，再度出现合作的契机。由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分歧甚大，整个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事，各派联合行动，以合为主，珠江流域的密谋，则保皇会与革命党各行其是，不仅分立，而且暗中较劲，竞争中时有摩擦。

保皇会中对各派合作大举较为积极的梁启超，也不无与革命党争胜之心，他呼吁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加紧经营内地之事，除形势危迫外，与孙党的竞争也是考虑因素。他不愿派檀香山的保皇会员回港澳办事，是因为“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间人皆称之”[107]，反而不利于己。

康有为在新加坡闹出宫崎等人谋刺案，与孙中山翻脸，担心香港的孙党对其乱攻，函示康同薇“可与港督书，或面见督夫人，告以孙往坡谋害，赖坡督保护得免，今坡督特亲同我入新埠，在其督署住，供应饮食，一切招呼，吾感激至极。惟孙党多在港，不无串同其党人多方攻击，日散谣言，将来必至造生事端，甚至谓我攻英国，或且谓我遍攻各国者，望总督及各官切勿听之，看其如何回话，我再与信港督”。他听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区凤墀、王煜初等“日谓我攻教，日造谣攻我于英官前，英官不信，则谓我四上书不利于我国（第一书原文中有焚圆明园，第二书有饮马欧洲印度等语）。英督命译之，彼等不知如何捏造”，要康同薇“见英督夫人并言彼等或假托信函，或书疏，皆是妄译捏造，万望勿信等语”。[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