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9/40页）

戊戌政变后，康门部分弟子情绪激昂，在宗旨、手段上与康有为渐生歧异，其思想的若即若离导致行动上的明显不合拍。康有为所担心的，正是保皇会内部分崩离析。其时徐勤与梁启超等江岛结义者之间，虽有宗旨分歧，关系尚好。其对康有为的态度，很可能并不只是运作不畅那般简单，至少有独断专行、自行其是之嫌。这样无形中加深了保皇会内部的裂痕。

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条件是保障武器装备，保皇会依靠内地诸豪，而“诸豪所缺者饷械也，而械为尤甚”。如何购械及运械，成为继筹款聚人之后的头等大事。梁启超主动提出：“如无购路，则弟在外可设法。”[90]所以保皇会购械，目标开始放在外洋，主要是日本。5月25日，梁启超致函罗普，言及“日本旧枪之事，诚一大机会，必当谋之，兄所得者，必陆续汇来，充此事之用。惟转入内地，其势不能不有借于澳中人，而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从何处商量起？兄屡有书问澳人以此事之准备，而始终不得一字之复（澳中惟孝实有两书来，而实自言不能与闻此事，故不能答我也），真令人急死恼死”。并要后者待款到后与柏原文太郎接洽。[91]

6月，康有为决定全力向西，并说服邱菽园将本来用于“开办闽生意”的5万全数拨来，“专做西生意”。鉴于“西栈向来之败，皆由无货或货少之故”，康、邱商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故此五万全汇日本，不汇澳矣。应运货事可由湘等函驰柏、孝、孺等等，妥速筹办，以济西栈。”日本旧械的货价，“上者四十，次者廿五，今拟购其次者”。计划以邱菽园的5万加上檀香山的7万，共12万元购5千支枪，装备正军，则可横行无阻。不过康有为也担心，“一、购之易泄；二、运之甚难；三、码头何处；四、内地如何作转。此运之难，有一败则我成孤注矣”[92]。

其实，港澳历来就是两广秘密社会走私武器的重要来源，据报，到1900年3月，“由澳门前后运入内地快枪二万六千，另弹药战具，澳督借筹捐项，各处盗匪、会匪皆得利器”[93]。运送法之一，“向澳门或香港之坞司，赠以贿赂，由德意志之某会社密输入兵器于澳门或香港，进则利用广东河，以密送之梧州”[94]。保皇会联络勤王的“品版”，即精于运械，康有为还告诉徐勤等人与之合谋，以求运械妙法。[95]

不久，因清廷与英国公开交战，康有为让徐勤等人“可放手办事，若与英官商明在港购械练兵，或皆可矣。如此则免购东货之艰远，尤可刻日成军”[96]。由于形势突然朝着有利于保皇会勤王的方向发展，令康有为大喜过望，他指示诸弟子:

不敢望京乱而乱矣，不敢望中外失和而失和矣，不敢望十八行而十八行矣，不敢望立得五万而立得矣，不敢望港澳购货而可购矣，不敢望诸将咸在东而咸在矣。凡此六者皆天与也，非常之遇也。惟诸子无违天，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惟诸子无受咎。[97]

保皇会的战略主攻方向再度移向广东，同时也未放弃广西。6月23日，康有为两度致函麦来年，告以“今港澳能购械，五万不汇东矣。……横滨款到电告我，或汝即电港，切勿迟。汝等留半，以半先汇港可也。又我在此间借款购械，以檀款抵之，菽以屋契保，则须汇来还也”；“顷港澳可购此物，极便矣。此间之款，拟全拨港中，若檀款到滨，可速速电汇归港，切切勿误”。购械之地由日本改为港澳，则不仅港澳总局所收各款不必汇往日本，日本所收各款还需转汇港澳。[98]

这时康有为的计划是，各地会款集中于港澳总局，连同原有存款，共计9万，分7万购枪1500支（每支连码子皮带等件共银45元），另在省城、佛山等地购抬枪、线枪（抬枪每支银5两），至于这些武器“应合注东，抑分注西”，尚未确定[99]；并拟攻占广州后取藩库所藏运往港澳，购买洋械，夺取天下。

康有为虽然不能在香港立足，但港澳总局以香港为收款、聚人、购械、运械的基地，康有为的家人也寄身于此，处理好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对于保皇会至关重要。港英当局既以英国的整体利益为基本，又须兼顾其在华南的特殊需求以及自身的安全，所以它愿意为康有为提供保护，同时担心保皇会在香港的活动引起华南社会的动荡。

6月，保皇会趁形势变化，准备大举行动，一方面在香港购械练兵，一方面康有为要还港调度，托何东、邝寿民等与港督等官员交涉，在港英政府同意之前，不敢贸然行动。如“照公法英失和后，在港可以明买枪，惟英或疑为义和团所购，则与英官商一密号，以为新党购枪之用”[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