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5/17页）
[6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30页。 [67] 1899年5月3日《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8页。 [68] 《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69] 明治32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23号、同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同日深野福冈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1511号、12月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4号。均见久保田文次：《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1989年自印本，第55—62页。1899年12月5日，梁启超与周善培访问近卫笃麿，告以即将访美（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1页）。 [70] 明治32年12月2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5号。 [71] 明治32年11月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51号、11月10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42号、11月14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513号。1900年2月，麦孟华到横滨继任《清议报》主笔（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0页）。 [72]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73]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页。 [7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2页。 [7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0—181页贾毅安注。 [76]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4—87页；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7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7页。 [78] 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0页。时间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17页。 [79]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3页。“去年事”疑指梁启超以数万言之书进呈康有为，反对保皇会明办（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页），或是陈少白带去香港的劝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63页）。 [80]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按此函收信人不会是欧榘甲。孟远，即梁启超。 [8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8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7页。所谓“言革”，主要指1902年4月梁启超、徐勤等人向康有为进言以革命为宣传口号事，但1899年已有言革之人。 [8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页。 [8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63页。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6—87页。 [85] 明治32年11月13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64号、11月21日秘甲第589号。 [86]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74页。 [87] 郭汉民《〈唐才常集〉辨误一则》（《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力证梁启超到港之事子虚乌有，但康有为、唐才常当时确在香港，陈少白所说亦多与内情相符，则此事仍须深究。 [8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234—237页。 [89]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6页。 [90] 明治32年7月31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55号、8月4日秘甲第367号、8月12日秘甲第380号、8月30日秘甲第404号。 [91] 《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9月29日。 [92]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 [93]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