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3/17页）
[11]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197页。 [12]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13]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45页。 [14]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关于救助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之件》，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37—1238页。 [1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16页。 [16] 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第1116—1174页。 [1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文廷式与孙中山会面时间，为3月5日。见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62页。 [1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8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7页。 [1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20]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21]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 [22]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23] 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 [24]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26]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0页。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 [2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6页。 [29]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5页。 [30] 1900年8月8日《来书》，《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 [31]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32] 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9页。关于如何处置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之间似有某种默契。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退隐林泉，闭门著书。这与汪康年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各派均不希望康有为归国。这也是自立会与保皇会的明显不同。 [33] 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4] 《致办事人书（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35]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 [36]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7] 《香港兴中会章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38]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第392页。 [39]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页。梁姓者，疑为梁敦彦，广东顺德人，字崧生，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1878年入耶鲁大学，1881年回国。辜鸿铭记：“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立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房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爱才》，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471页） [41] 《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道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