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1/17页）

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决定暂停粤事，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并一再强调自己的行动与梁启超的一致性，“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112]。虽然其强调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实际上准备与梁启超共赴长江大举。

梁启超抵沪次日，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噩耗已至，他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113]梁启超的这番表示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只不过康有为似乎并不知道详情，而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和组织能力[114]；兴中会广东负责人王质甫与徐勤等人有所联系，又参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张寿波则参加1900年6月17日兴中会在香港船上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区新同时被革保双方纳入其行动计划。由此可见，保皇会的广东计划在与革命党竞争的同时，还存在暗中配合的可能性。

不过，梁启超“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的见识以及“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方针“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15]据东亚同文会在澳门的会员松冈好一报告，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不断前往澳门保皇会总局所在的《知新报》馆，要求合作，以争取其财政援助，遭到拒绝，为此兴中会员抱怨康党的无情。[116]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康有为的顽固反对，其努力终究未能奏效。

不仅如此，惠州起义及史坚如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康有为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落井下石，借攻诋兴中会为保皇会开脱举事不力的责任。他致函邱菽园称:

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点。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117]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一直以两广为重心，人财物力，均倾注于此，始终筹而不举的原因，是其用人不当，调度乖方，虽耗资巨大，准备工作却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康有为将“惊粤”的罪名归于革命党，指勤王流产为惠事牵累，自保之余，不免存了害人之心。而粤港地区的革命党人与康、梁一派联系既多，摩擦不断，有时也不免将对方作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如孙中山牵涉清政府的除康密谋。史坚如被捕后，也有心将保皇会拉下水，“广东轰炸抚署，讯系康党所为”[118]，其用意当是报复保皇会港澳总局拒绝兴中会员的财政求援。

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使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