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0/17页）

现时各处捐集之法，虽不相同，大率开保皇会处为多，因光绪帝维新变政而被废，人人共愤，借此为题目，名正言顺也。……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皇帝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97]

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

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

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

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

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98]

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9]，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100]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寅藏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1]，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2]1899年底和1900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3]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4]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和的行动，但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5]

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政治上的不信任当为康有为多疑的要因，相比之下，唐才常对孙中山较为倾心。其时盛传驻日公使李盛铎试图派人刺杀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唐才常闻讯，托在南洋公学任翻译之职的栗林孝太郎送信给孙中山，请其转向香港总督谋求救援康有为的办法。[106]

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

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抽身离去，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