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9/17页）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夺占殆尽。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

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

他请犬养毅作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89]。

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0]，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因为存在这些过节，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着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的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1]

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脚，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92]。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93]，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果真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可是，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94]

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实现独立民权的努力之一。此举既然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脚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在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所以他在复函康有为，希望加紧与兴中会竞争的同时，又不避嫌疑地反驳保皇会同人对孙中山的谩骂:

弟子今言及此事，又不得不冒嫌疑以谈及行者，盖行者之为人，虽无论何如，若其用心此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本有才之人，而用功于此事者数年矣，而我辈今始入行。今日我辈骂行者前事非，恐我他日所行，尚不及彼前事也。我辈骂彼为“卤莽”，我辈自问能免“卤莽”二字乎？我辈骂彼“大言无实”，我辈自问能免“大言无实”四字乎？我辈笑彼“结识无赖”，然我辈今日欲做事，方知非“结识无赖”不能为功也。我辈骂彼为“叛逆”，此二字岂可妄以加人哉？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曾何足怪？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何“叛逆”之可言？以此当知我辈之必与行者为难，实不免狭隘之诮矣。弟子今日复为此言，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95]

h2第四节应和与纷争

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范围华人的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96]，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3月4日，他致函南洋华侨桂绶，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