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12/22页）
今者天命未改，正朔依然，敷天志士，欢呼万岁，思为我皇进无疆之祝，痛定思痛，惟公一电实发其凡。盖自瓜尔佳氏后，有沈编修鹏，得公而成鼎足之三人者。虽为说不同，其忠于君一也，其不忍见中土瓜分豆剖，神明之胄夷为奴隶一也。然而二氏建言，未获上达，公志竟伸，若雷之震于昼冥，闻者惊心，当者褫魄，谁为[谓]我朝必无气节哉。
远在檀香山的梁启超也致函表示钦佩:
从报纸中得悉先生近事，气贯云霄，声震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国家养士数百年，得一先生，可以不恨矣。虽为权奸所忌，流离播越，一生九死，然操莽之谋，卒因之而暂沮。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今者薄海侨民，乃至碧眼红髯之异族，无不敬慕先生，尸祝而歌泣之。先生内之既不负初心，外之复不负舆望，此正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
希望其“将息道履，善自摄任，留此参天两地之心力，以为他日旋乾转坤之用”。[102]宋恕则称:
谁知今上天命未绝，浙江突出大义士，飞电谏阻，电动全球……此实古今少有之非常义举，东西各国画影图形以识此大义士大忠臣为荣焉！……要之，经元善之舍身为国，实我浙江数百年来仅见之气节大儒矣！[103]
更令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无疑是千余位士绅聚众联名抗争的行为。士林结党，为清朝严禁。经氏自许“群而不党”，由他领衔发电，不过是“当日诸君子牵率”[104]，实属偶然。而其时寓沪维新志士，既已开列名单，当先期有所接洽磋商。联名者共1231人，除经元善外，各报列出姓名者50人，其中不少人在戊戌庚子间的各项大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叶瀚、张通典、丘震、章炳麟、汪诒年、丁惠康、沈荩、沈士孙、沈兆祎、唐才常、欧阳柱、吴瀚涛等。通过历次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他们已经逐渐形成经常性的联系。政变前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政变后，在共谋大局的形势下，梁启超与汪康年恢复了通信联系，并且尝试再度合作。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
废立伪诏下，举国震动，而上海一隅，义声尤烈。逆谋稍敛，皆赖此举。兄与颂谷、浩吾、伯忠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但此后我辈责任日益加重，非片纸空文可以谢天下也。日所擘画，想日有进步，幸常见告。弟足迹不能及禹域，已如废人。所勉效一二者，惟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而已。[105]
电争废立虽由经元善领衔，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籍浙江的宋恕欣然道:
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诒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106]
除与经元善联名发电外，叶瀚等人还以“上海合埠士商”的名义发布泣血公启，呼吁:
仿照南洋华民及暹、美各国电请亲政一举，亦为稍尽臣子之心。不然，事机决裂，瞬息万变，若再优游不决，移时即与京师逆党，同为无父无君之贼，而各国亦将出为干预，瓜分之局遂成，各省之会匪，亦将乘风而起，内外之乱交作，吾恐中国之地，无尺寸安乐土焉。当此之时，凡吾士商之财产，皆不能保全，骨肉不能完聚，呼天无路，入地无门，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并提出几项简明办法，1.接到公启后，工商人等，合帮集议，分头拟电阻止立嗣，要求复政。2.以会馆公所为集议之所，分省分帮进行。3.仿寓沪士绅及教民办法，集资发电。4.如朝廷置之不理，则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并敦请外人函请领事致电北京公使，向总署诘问。
上海绅商的义举，在国内各地官绅商民各界迅速引起相当普遍的反响。同日寓沪各省耶稣教民叶志芳、寓沪各省商民鲍士腾等785人联名致电总署，恳请皇上速即亲政，兼行新法，以免因废立导致乱象潜滋，教堂受累，瓜分在即。津沪流寓各省义民则公发传单，谨告十八行省文武大宪，誓与权奸不共戴天，请一面电奏阻止成命，一面会同速奏，将权奸全行诛斥。
1月27日，各省旅沪人士聚议光绪废立之事，决议布告天下，认光绪为真主，请绅商士庶，合力匡扶。若势不容已，则执戈前敌亦可；并印制檄文万张，分播扬子江上下，计划到2月6日为止，共印派200万张。
广西桂林绅民陈自任、何庆寿等386人，从香港电局致电总署，要求太后归政，以挽救危局。湖北、广东等地，绅民均有要求电争或躁动之举。[107]四川绅商除要求电阻废立外，还决议约集陕西绅民人等，合力抗争。[108]湖南绅士陈范等亦上电奏，“其语意较之经，尤为激烈”[109]。“杭州省城于廿九日始闻变，于正月初二日即发传单，拟连数百人伏阙上书，力求上之复政。浙江士气素号柔靡，今忽振兴，为各省之最焉。”[110]保皇会夸张的说法是：“上而官吏，下而士民，外而洋商，纷纷联名电奏力争，数日之间，总署接电至千余起，几于激成大变。”[111]还有人提出乘光绪三旬万寿之际，各省各埠同志会议集资，公推名望素隆之士绅，每府数人，进京祝贺，并吁陈民情，以弭祸乱，事先刊发传单，约定五月底到京取齐。[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