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5/19页）

张群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托邓锡侯照顾他的母亲。

邓锡侯、刘文辉究竟何去何从，张群其实已经顾不上了，以老母相托，就是料知昆明之行凶多吉少，做最后的人生嘱托。

张群与邓汉祥相交最深，却不托邓汉祥，直接托付邓锡侯，令邓锡侯感到非常意外，而对方那种极度悲哀与绝望的情绪，也使他心下恻然，只得以好言安慰。

当天下午，刘文辉、邓锡侯接到通知，蒋介石要予以召见。两人大为惊恐，担心蒋介石将采取非常手段，或把他们骗上飞机，强送台湾，或予以软禁，于是下决心立即潜往彭县。

邓锡侯带上猎枪，坐上吉普车，佯装出城打猎。到了城外，路上有两个认识邓锡侯的人还嘀咕：邓某好安闲好镇定啊，这种时候他竟然有空出城打鸟。

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潘文华这时在灌县养病，也通电响应。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随即扣留了张群。据说当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吃晚饭，毛泽东当即说：“张群如果愿意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去换张学良，蒋介石一定会同意的。”

卢汉曾劝张群“弃暗投明”，张群回答：“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把我当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样。要是你们让我走，我会很感激。”

面对无法阻挡的时代大势，张群已显得心灰意冷，他向卢汉表示，自己即便能离开云南，也不会再做什么事，只想到海外去做寓公。

卢汉和张群有着很深的私交，思前想后，终究于心不忍，难以下手，所以两天后还是把张群放了。临别时他交给张群一封信，信上说，云南大势已去，已无孤注一掷的可能，他为了保全桑梓，只能“毅然而谋自救”，这是公情。不过他与张群还有私谊，之所以未经中共同意，就冒着风险私放张群，是“亦以报德”，报答张群曾经的交情。

彭县、云南的相继起义，把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希望也给打破了，蒋介石、杨森、孙震等人都先后驾机逃往台北，余下留守的人更加茫茫无所依从。

这时候的起义就几乎等同于诺亚方舟，谁进谁安全。尚留在四川的川军余部，但凡手里有点部队，或能整编到人马的，都争先恐后举行起义。

杨森走后，其子杨汉烈被推为新第二十军军长，他即以杨森有“手令”在先为由，举行起义，只有老兵居多的第134师拒不从命，想逃往西康，最后被解放军歼灭。

王缵绪的老部队第四十四军早被打光了，连儿子王泽浚都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好在他还有一个新编的第四十四军。凭借这支部队以及临时弄来的成都保安司令头衔，他在成都举行了起义。

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王陵基，一定要先擒之而后快。

王陵基也真的是够倒霉，他本来有足够机会乘机逃往台湾，可因为蒋介石临走时的一句“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实联络”，他就没急着走，想随胡宗南一道先退到西昌再说，结果在道路被解放军截断后，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王缵绪下令全城搜捕：“赶快把王陵基逮捕了，好立下大功。”

王陵基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不会飞，成都解放没几天，他就在川南的一座码头上被逮捕归案。

王陵基被捕时，周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灵官扫台嘛。不过能让王灵官扫这么大一个戏台，他也够神气的。”

从1950年到1951年，国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党被俘人员被枪决，其中就有夏炯“夏马刀”。当时社会上的谣言很多，连上海出版的一本人名辞典上，都说杜聿明已被“镇压”，但其实像杜聿明、王陵基这样达到战犯级别的高级军政人员，并不在其列。

王陵基开始被拘押在重庆监狱，接着转往重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自成立起，即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待遇很好，每月都有十六元的集体伙食费。当时四川物价很低，这样的伙食费，可以做到每餐一荤一素，吃得相当不错。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人员为之眼红不已，背后发牢骚说：“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战犯管理所对外称“训练班”，从外面看也完全像一个机关或单位，所有犯人均可在管理所范围内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就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战犯。

看到“训练班”每天买进鸡鸭鱼肉，周围老百姓都来打听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更有许多人要求“入班训练”，管理人员说你们不够条件，他们还不服气：“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好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