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3/19页）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的。”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

回去之后，张群立即打电话约邓汉祥见面。见面后，他寓有深意地问邓汉祥；“刘文辉、邓锡侯平时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

邓汉祥回答说没有。

张群再追问：“刚才我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哪儿去？”

尽管张群强忍克制，但说到这句话时，他的悲愤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邓汉祥闻之愕然，好在他的反应相当之快，愣了一下急忙辩解：“邓晋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滑猴”敏捷的思维让他暂时摆脱了尴尬，然而张群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

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连人影都得打个问号。邓锡侯、刘文辉与张群以前并无历史关系，张群还放得下，唯有他与邓汉祥既是老友，又共事多年，他对对方的人品一直深信不疑，可以说，没有邓汉祥，他不会在蒋介石面前屡屡为邓锡侯、刘文辉打包票，也不会发展到与王陵基翻脸，以致于自己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到头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不过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以张群的政治智慧，轻易不会上当，只能说国民党在大陆真的气数已尽，无论是刘航琛还是张群，即便在他们驾熟就轻的领域，也已经周旋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