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第24/26页）

聂政刺杀侠累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纷纷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

到了蔡邕笔下，聂政刺杀的对象从韩相变成了韩王，刺杀的原因和过程也变为“聂父为韩王铸剑被杀，聂政学琴替父报仇”。故事不断被传诵、演绎，到了鲁迅先生手中，糅合《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列异传》《搜神记》等书的相关故事，把它改写为《铸剑》（原名《眉间尺》），收录在《故事新编》中。

据今人考证，《广陵散》在汉末已经在民间流传，即《聂政刺韩王》这首曲子。可是为什么又叫《广陵散》呢？它和“广陵”有什么联系呢？

广陵，即今天的扬州市。在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权时，曹魏大臣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兵变起义。第一次，是老臣王凌起义，被司马懿所平；第二次，是毌丘俭起义，被司马师所平；第三次，是诸葛诞起义，被司马昭所平。

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三次起义的地点都是相同的，都是寿春——而寿春，在当时属扬州管辖。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在起义前，身上的职务都是“扬州牧”。聂政刺韩王，象征着王凌等人对司马氏父子的反抗，所以，把《刺韩》称为《广陵散》，背后深意便在于此。

也难怪嵇康临刑前别的曲子都不弹，偏偏就挑《广陵散》来弹。一方面，这首曲子慷慨激昂，符合当时悲壮的心情；另一方面，嵇康死前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便我死，我依旧桀骜不驯，我依旧独立反叛！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数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临刑前的潇洒，让钟会、司马昭等人显得如此龌龊、如此狭小！

《广陵散》真的绝迹了吗？不！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到《广陵散》的古声。可是，后人却在不断怀念《广陵散》，不断怀念嵇康。他们怀念的，何止只是一首曲子、一位名士？

《广陵散》或许真的成了绝唱，嵇康之死，象征着独立反抗的知识分子精神，从此绝迹。

竹林集团解散，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皇权一步步集中。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我们难道不需要怀念那个午后的《广陵散》吗？

《广陵散》，从此绝矣！

伤逝

嵇康被杀，天下震惊，一夜之间，司马昭伪善面具背后的狰狞面貌毕露无余。杀鸡儆猴从来就很有效，在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时候，有良知的士人们选择了集体沉默。

与之相对的是，钟会、贾充等人则兴奋无比。他们积极主动，努力推动司马昭加九锡、封晋王。集权、独裁，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暴露在台前的独裁者，当然是权力利益的攫取者，但是独裁者身后成千上万的帮闲、帮凶，有时候恐怕比独裁者更加渴望权力！

263年冬十月，大臣们又力劝司马昭进爵受封，为表隆重，这次的劝谏表，竟然要让阮籍写。

早在258年，阮籍为了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借口步兵司令部有好酒，去请求做步兵校尉。司马昭当然答应了，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步兵”。

这阵儿，拍马屁的官员要劝司马昭受爵，必须得有一种“四海归心”“天下人都巴不得你赶紧受封”的感觉。写这个劝进表的，那一定得是大名士，能够代表知识分子的心声。如果嵇康活着并效忠司马昭，这事儿没准儿得找嵇康；现在嵇康死了，够资格算天下士人领袖的，只有阮籍。

阮籍做了步兵校尉，依旧逃不脱政治的漩涡。

《晋书·阮籍传》载，阮籍不断喝酒，根本没有把劝进表的事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要用了，他头一天晚上还宿醉不醒。第二天一大早，使者奉命去拿文章，看见阮籍还醉卧案头，急忙把阮籍喊醒。阮籍于是提笔疾书，一气呵成，文辞清壮，竟让人没法改动一处。

这一次，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足了，司马昭就“安然受爵”。

阮籍在哲学上的思索，可谓当时第一人。严格来说，他的政治倾向并不是简单的亲曹或者亲司马，他对政治事件的判断，也不是单凭情感趋向，而具备了卓越独立、不偏不倚的认知，具备了最朴素的公正、悲悯、自由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