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47/67页）

周庆祥说：“固守衡阳，已成历史，失守之责，后人自有公论。作为现地长官，眼下当为已无续战能力的士兵着想，这一重责不亚于固守衡阳。城池丢了，可以收复；官兵被屠杀，则不能补救。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我等没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必当留下终身遗憾。还有就是，像你在先前的会议上说的那样，要为第10军保存一根苗。”

葛先才表示周庆祥的见解入情入理，自己不能歪曲事实，要周说具体行动的步骤。

周庆祥说：“我军、师长必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必要时牺牲自己。用军长、你我三个人的性命，换取近万名官兵生命的安全。如果能够达到目的，死无憾矣！具体来说，可以先稳住敌人，免其陷入疯狂，迅速提出有条件的停战，停战后，即不得伤害或侮辱第10军士兵，并为伤员治疗。如果敌人不接受这俩基本条件，就用血肉之躯跟他们拼到最后一人一弹而结束这一役，就像你以前说过的那样，军长以下全部战死衡阳。如果敌人答应上述条件，但又要处置第10军的军、师长，那么我们几个人当甘愿一死。这样死不如那样死有意义，但也心安理得。”

周庆祥告诉葛先才，他是直接从军部来的，已将以上的构想跟方先觉说了。

方先觉叫周庆祥征求葛先才的意见，然后自己作出决断。按葛先才回忆，当时周庆祥向其复述了方先觉听到对策后说的一番话，要点是：“全军阵地虽仍在激烈苦战，但人弹两缺，腹背受敌，势难持久，终将发生突变，一发则不可收拾。我虽同意你的想法，能否达到理想，尚在渺茫中。我给你个范围，斟酌去办理。我愿以一死，代替全军将士之死亡。若既未能固守衡阳于先，又无能维护近万官兵生命之安全于后，将如何向国人、领袖以及近万官兵的亲人交代？我又有何颜面活下去？另一方面，葛师长是宁死不屈的性格，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精神。在他的决心下，任何压力、友情都不能夺其志。你很清楚他的为人，必须与他慎重究讨。等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后，我再作出处置。”

葛先才听后，说：“续战能力快尽了，是事实；担心敌人用屠杀的手段进行报复，也属于应有的顾虑。要是以牺牲军长和你我三人的代价，保全近万名士兵的生命，既划算，又应该。我同意你的想法。你我是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一起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十多年，是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你自愿忍辱负重，跟敌人谈判停战，我非常敬佩，只要能达成你的构想，我这条命完全交给你去支配。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辱国羞祖的行为，有违反初衷之处，恕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与敌人交换停战条件时，盼老兄站稳立场。”

7日黎明过后，横山勇下令，集中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各个师团所属的野炮联队和山炮联队以及所有步兵炮，轰击第10军的阵地和城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日军围攻一座城市时炮火最猛烈的一次。就在这一天，率部进攻岳屏山的第68师团的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一线教士兵怎么把投来的手榴弹反掷回去的时候，被预10师曾京第28团的狙击手从容击毙。

这是第10军在衡阳战中毙杀的日军最高军阶的指挥官。

指挥进攻苏仙井的黑濑平一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一个少将军职终于空缺出来了。

城北巷战开始后，由城南调至大西门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见日军不断由北向南突击，中央银行军部已处于危险中，便带着一队士兵赶往军部。方先觉身边的特务营残部都已经派出去了，身边已经没几个人了。曾京看到军长正在给腿打绑带，后者抬头见曾京带人赶来，皱眉喝斥道：“不要管我！守住你们的阵地，赶快回去！”

在日机重点轰炸的天马山阵地的后半部，第3师第9团团长萧圭田、预10师第29团团长朱光基、预10师第30团团长陈德坒并肩战斗，萧圭田受伤。第3师张金祥第8团得到第190师一部增援，五桂岭北翼阵地仍在扼控中。但岳屏山已被日军攻占三分之一，第28团团长曾京率残部去逆袭，虽然重新占领阵地，但只有70多个人了。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后来回忆时发出如下感慨：“何以防守原阵地？但是，不如此又将如何？”

衡阳这一次，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

重庆方面密切地关注着衡阳的变化，除第10军的电报外，就是飞机空中观测的反馈。从蒋介石到各部要员，他们的日记里关键词几乎都是衡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8月7日的日记为例：“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