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39/67页）

就在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总攻。

伊藤正德《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这样记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伤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中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步兵中队已变为由士官代理，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战死，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前一天，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7月18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因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而被迫辞去全部职务。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陷落，就等于美国人撕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其本土已暴露在“B29”轰炸机的半径内了。

接替东条的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

选小矶是没办法的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不可能找个文官出任首相，只能从具有大将军衔的将军里选一个。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翻遍花名册后发现：除了在前线的（有人希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组阁，但天皇认为寺内不能离开南洋），就是已垂垂老矣的，选来选去好像只有小矶合适。不倒翁杉山元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在关东军做了多年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

“一号作战”剩下的作战还有没有必要打在这时候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号作战”被俗称大陆纵贯作战，但首要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已被攻陷，美国人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直接轰炸日本，以广西桂柳为中心的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不再具备先前的军事价值。东京军部的很多人认为：为了面子，衡阳还是要打下来，但广西就没必要打了。这个意见遭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东京的情况就是这样，少将、中将乃至于大将都反对的事，只要坐在具体操纵位子上的少佐、中佐或大佐坚持，那么这件事就会坚持干下去，“一号作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日军之所以在衡阳战场停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守军打得依旧顽强；二是日军弹药再度缺乏，兵力也残缺得紧；三是衡阳外围中国援军的攻击。日本人记述：“第79、62军似与衡阳城内之敌相策应，各派部分兵力到衡阳西北和西南方，另有一支敌军再次潜入泉溪市（衡阳东10公里）附近。”

7月20日这一天，很久没搭理方先觉的薛岳，突然给衡阳发了封电报，大意是：湘东部队正在反击，罗奇第37军今日抵达五马归槽一带。这就算日军战史里所说的“潜入泉溪”的中国军队。对湘东的部队方先觉是不抱希望的。他寄予希望的是黄涛第62军和王甲本第79军。同一天，率先迫近衡阳的黄涛用电台跟方先觉取得联络，称即将攻到城外五里亭，叫守军派一支人马到那里接应。

方先觉更为兴奋，立即精选了150人，由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20日入夜后，在第3师第8团张金祥部的掩护下，从西南面奋力杀出重围，在21日凌晨时分，抵达西南10公里外的五里亭，却没发现援军。后来援军又来电，称进至五里亭的部队，因干粮携带不足而退。这是充足的理由，又是荒诞的理由，只是苦了衡阳守军。这时候，曹营长和部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冒死返回衡阳，二是趁机散去逃命。

在曹营长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的选择是：再次杀回衡阳！

21日这天，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在局部进攻中，被毙杀于西禅寺阵前。

正像前面说的那样，日军第二次总攻被迫停止后的7月20、21日，是继张家山、虎形巢失守后第10军最好的突围机会。葛先才和周庆祥亦持这个观点。19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回忆则是：这是开战后衡阳战场最安静的两天。也就是在这两天，城西北和城西南的日军开始把炮兵撤回草河以北、湘江以东。横山勇半年前打常德不下，不得不故意开个口子，让余程万第57师突围了出去。当时在第一线指挥的也是第116师团长岩永汪。现在，攻衡阳已经一个月，无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是东京大本营，都一个劲催促。在这样的情况下，岩永大约经过横山勇的同意，想故伎重施，诱使方率部突围。方先觉一度派臧肖侠带搜索连向城南江西会馆方向进行试探性的搜索，遭到狙击后即回撤，由于蒋介石没有突围的命令，方先觉最终没有作出反应。

诱使守军突围无果，7月22日夜，日军又将撤到草河与湘江东岸的炮兵拉回到衡阳城下，并开始通过飞机撒劝降传单：“能征善守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所致。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国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