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5/19页）

因为德国的教育制度保持了它的集权主义和非民主的基础，当它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获得机会的时候，它拒绝对自身的改革，并热切吸纳了反犹太人的偏见，因此它必然被认为是大屠杀主要的制度性罪犯之一——要么拒绝传授真理，要么积极地灌输给年轻人新浪漫主义的神话、沙文主义的信仰和种族主义的信条。甚至教育领域最好的一面，那些在当代世界许多知识领域作出贡献的、有学问的德国人，也为狭隘的“德国精神”的兴起作出了贡献，这一精神用18世纪民主价值观中它所敌对的东西来定义自身。

1914年，当一群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把自己投入到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 普兰格提出的“1914年思想”的时候，以上的情形就清晰地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是维尔纳· 松巴特、阿道夫· 冯· 哈纳克、托马斯· 曼、保罗· 欧利希、弗里茨· 哈伯、马克斯· 利伯曼、弗里德里希· 瑙曼、马克斯· 普朗克、瓦尔特· 拉特瑙、恩斯特· 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马克斯· 舍勒等。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或学术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的道德脊梁，它用道德相对论、富裕、普遍快乐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社会腐败的各种力量。为了替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强调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的意义、荣誉、爱国、历史的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领域，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分割的有机共同体，一个在其中每个个人或团体都为公共利益工作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恩斯特· 特勒尔奇、斐迪南· 滕尼斯都希望德国不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它原子化而无根基。他们强调共同体而非社会的重要性，强调有机整合的民族共同体，而非追逐享乐主义欲望的自利个人的集合。

弗里德里希· 瑙曼在其极有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提议，在德国的保护伞下，在欧洲中部建立国际新秩序，德国将作为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西方模式的社会经济替代物发挥作用。瑙曼和他的群体不仅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业，而且为了把工人阶级整合到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中玩弄起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类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是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阶级的合作而非阶级的斗争，认为民族性的纽带比阶级的纽带更重要。当阿道夫· 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有点相似而更为种族主义语言的时候，他几乎是在重复帝国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长期流行的思想。

大众的民族化

为了将迄今被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第二帝国的统治精英设想了一个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强大中欧、一个在东方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对海外殖民帝国的攫取。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并且依靠将劳动人口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统治精英只能设法加深已经通过工业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差距。鸿沟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成为了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的动因，依靠这一政策，扩大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悲剧鸿沟”可能缩小。不幸的是，社会鸿沟的缩小没有通过真正的社会改革，而是通过权宜的办法弱化，甚至讨好极端的要求。例如，俾斯麦通过采取掌控国外政策的方式处理国内的政策。他精明地操纵党派或利益集团，去推进他自己的狡猾目标。他自我中心地认为，这些目标和德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目标远没有带来社会秩序持续的和谐，因为持续的和谐需要废除旧秩序的特权，而非短期的联盟、权宜的友好，或者人为设计的讨伐，比如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以及毁灭帝国的社会主义敌人的战役。

尽管俾斯麦假定新的帝国政治上缺乏稳定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外纠缠，但是他的继任者面对着尖锐的社会问题，开始求助于部族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获得工人大众的支持，并把他们整合到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其方法不外乎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心理的。在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人民处于公开协调组织的事业的狂热当中，其形式是流行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协会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一批有影响的领导人，比如约翰尼斯· 米格尔、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 铁毕子、卡尔· 比洛和国王本人，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激情未到火候，预示了纳粹对一切的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