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3/19页）

当然，德国并没有逃脱人民主权的压力，但是人民对大众民主参与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钝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机构所指派。这种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归因于许多德国人数世纪以来对较高权威的服从，还要归因于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对权力持有者神圣性的合理化。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制的反对相对来说就效果甚微了，因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群体没有选择任职于议会，因为政党逐步成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能够成功地表述那个时代重要社会议题的国家政党。这些议题包括：封建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在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当中德国新的外交角色；一个视自己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军事机构傲慢的排他性。

尽管实际上在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社会民主形成了稳定的进步，比如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但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排他性地被一个狭隘的、经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决心要让它的统治存续到20世纪。那些建立第二帝国的人，尽管向空中抛帽庆祝人民主权至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权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阶级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觉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如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独裁精神以工业和封建国家“成果丰硕的错误联盟”展示了自己。德国刚刚统一之时，国家就设法自上而下来管理工业化的进程，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宽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并作为所有者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型的企业（煤矿、高炉、公共设施）。国家通过训练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管理着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所替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计划和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臭名昭著的结果——失业、疾病、工伤、恶劣的工作条件——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对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长式管理的态度，封建国家没有看见，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公民来说，在扩展日益增多的财富的举措中存在着矛盾。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以及它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根本恐惧，导致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采取了使它成为欧洲最进步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同时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观。因此，德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的国家：在家长式管理的意义上，它是封建主义的，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如此规模的家长式管理创造了民众服从和依赖的环境，同时培养了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完成，并且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所指的普鲁士的本能，它促进好的市民去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旨在推进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一种奇怪方式显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征兆。每个公民都被希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国家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对这种全面的奉献给予奖励，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护、医疗保险。社会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将自己定位于服从命令的德国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反过来，根据表现、才能、对国家的忠诚，由国家对所有的德国人作出判断。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是愿望性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不愿意包容大多数人，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资源，并且，家长式管理不能掩盖第二帝国分配正义上的巨大差异。因此，阶级的冲突大量存在。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恰当指出的，帝国的精英没有建立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而是在扩建壕沟。另外，帝国的领导阶层越来越多地用敌意的词汇，依靠对所有类别的德国人都熟知的心态表达它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把世界分为朋友或者仇敌。政治上笨拙且在许多方面如小丑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着新的德国的虚弱。年轻而造作、不成熟也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明显是德国的写照，因为他体现了一个没有发现自己稳定身份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令人恼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我肯定来掩盖它的虚弱。

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卫士，反映了体现在新的帝国制度中的紧张和异常。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向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显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战。一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德国的呢？知识分子远没有向权力言说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俾斯麦执政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鲁士军队凯旋之后，他们扮演了令人吃惊的完全变脸，放弃了他们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为非现实的白日梦。精神王国的幻象与歌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紧密相联，许多有教养的犹太人不无反讽地依然把它当作“真正的”的德国。这个幻象很快让位给军事大国新的幻象。正如一个帝国行政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中，军国主义是平民的心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