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6/19页）

视自己为恺撒再生的威廉二世要让他的国家变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超过英国的强国。他肯定知道帝国如此宏大的设计会使他与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从出身来看，他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的女儿。1888年他登基时，接替的是有着改革之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父亲腓特烈三世的短暂统治，他急切地要为德国规划新的发展历程。他辞退了俾斯麦，并支持新的世界政治。他浸淫在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一个更为伟大的、依赖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这位皇帝欣赏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比如拉迪亚德· 吉普林、西塞尔· 罗兹、海军上将马汉，最重要的是休斯顿· 斯图尔特· 张伯伦，他的日耳曼人优越性的理论吸引了皇帝的想象，极大地刺激他侵略性的话语。

接着，这位皇帝激励其他人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 冯· 铁毕子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在建造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协调组织辉煌的公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详尽地阐述了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风险理论”，这一理论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德国舰队，它能够阻止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能够使德国人追逐他们的殖民目标，保护他们的供给线。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大众协会——最著名的是泛日耳曼联盟、海军联盟、殖民联合会、陆军联盟——得到散布。这些组织确实把战争宣传和美化为一项高贵的事业，赞美为生存的战争，为德国人民要求生存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的主宰性种族。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包括非常广泛的范围，不仅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鲁士精英，也有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著名成员。我们也发现一些后来纳粹运动有趣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包括泛日耳曼联盟的创立人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1865—1951）；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古斯塔夫· 克虏伯· 冯· 博伦· 温德· 哈尔巴赫（1870—1950）；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的学生、枢密院顾问海因里希· 克拉斯（1867—1953），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人强迫症患者，后来为希特勒开放了泛日耳曼联盟的大门；富裕的工业家弗里茨· 蒂森（1873—1951），他后来为纳粹党提供了金融支持；另一位富裕的偶像、煤炭巨头埃米尔· 基尔多夫（1847—1938），他向纳粹的金库倾泻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这些人只是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冰山的一角。这一冰山吞噬德国社会广大的部分，包括中低层阶级、中产阶级、学术界、学生，甚至一部分工人。从更大的国际视野来看，这是非常危险而幼稚的侵略主义，它对整个世界充满错误的认识，并显示了膨胀的民族中心论的信念：德国能够承担和维持世界最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

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比泛日耳曼同盟更充满这种妄自尊大，它的成员支持疯狂的扩张主义政策，宣称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要求在东方的生存空间，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在审视泛日耳曼同盟，以及类似宣称为德国代言的组织的时候，有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些组织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投射出非常狭隘和野蛮的信号，以及一种甚至不再假装要解放人类或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而是毫不羞耻地谈论征服和镇压的景象。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不再尝试向世界传递慷慨和人道的信号。确实，德国人有时重复着歌德的名言：“世界将在德国人的天性中繁荣昌盛。”但德国向世界真正的要求是霍夫曼· 冯· 法勒斯莱本所写的国歌中的第一句：“德国，高于一切的德国。”国歌里意味的是对民族优越性不断上升的断定，而非体现在席勒《欢乐颂》中的启蒙运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这一过去时代的信念，在帝国时代的德国已经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有许多德国人强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令人敬佩的科技进步所体现的民族成果更好的品质，但是它被好战的断言所压制：德国是伟大的，因为德国人是最伟大的。过去的传教士至少宣称，有时还传播“罗马治下的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民族自决”“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安全”等宣言；但是与此相比，正如汉斯· 科恩所说，“只有德国人除了自我中心的权力和自我荣耀以外什么也没提供”，这在1871年到1945年间肯定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