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第13/21页）

为了支撑很大程度上基于非理性思想的对犹太人的成见，也就是说，使它在经验的现实中无懈可击，降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是必须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满足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邪恶逻辑，这种逻辑将外围群体定义为低人一等的，并把压制他们并使他们符合人们长期持有的内心意象付诸实施。当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自我满足预言的最高成就就出现了。比如，据说波兰的犹太教士在党卫队围捕时告诉他的教徒服从纳粹杀手，他说：“我们没有杀害耶稣吗？我们自己没有大声呐喊‘让血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论基督徒想到怎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们都倾泻给犹太人。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中世纪权力真正来源的土地，他们也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从事了基督徒认为不仅是低人一等的，也是不道德的职业，尤其是放贷。犹太人热衷于放贷，实现了重要且非常有用的经济功能，但是也把他们置于许多恶毒的指控当中，特别是吸血鬼的指控。这一指控数世纪来在欧洲每个地方不断重复，并具有一点事实依据：犹太人放贷利率极高，有时达到本金的一倍。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处于社会低人一等的地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没有法律地位，也没强制执行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经常指望基督徒债主的承诺。几乎没有同时代的人感受到犹太人双重困境的悲剧；他们喜欢称犹太人为依靠基督徒邻里的生产性劳动生存的吸血鬼或寄生虫。这一指控构成了起源于中世纪的“非生产性寄生虫”终极神话的背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神话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它坚持认为犹太人不像基督徒从事生产性或者与土壤相关的劳动，而是喜欢依赖城市中心土地的丰厚，在那里，他们从事纯粹算计的或抽象的金钱操纵，克卢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2世纪就指控犹太人是一帮城市人，他们依靠努力工作的基督徒农民的劳动生存，用不公正的金钱交易欺骗这些农民。这位修道院院长和所有进行这类指控的人没有提及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从事手工劳动的职业。正如摩西· 门德尔松后来公正抗议的那样：“他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到中世纪末，现代犹太恐惧症的大多数要素都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仇恨，归根结底来自基督教文化自身的虚弱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犹太恐惧症是基督教信仰者内心对自己宗教真理疑虑的表现；一种缓和这种疑虑的方式是将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身上投射基督徒内心的疑虑、恐惧和厌恶。根据史蒂文· 卡茨的观点：

对疾病、污染、未见之物、未知之物、难以控制的力量、魔鬼和怪物、巫婆和巫师、自然和超自然的恶意力量、恶人和堕落天使、罪恶、神学上的腐败、神学上的谎言、正当的和压抑的性行为、自我、灵魂、原始需求和它们的外在表现、经济上的竞争和它的结果、政治上的失败和征服，等等以上一切的恐惧，都投射给犹太人了。

然而，依靠迁移犹太人，甚至给予他们可怕的、周期性的教训，基督徒依然不能使他们的不确定性平定下来，因为只要犹太人在基督徒的社会存在并活动，他们就活生生地提醒着：他们是不信奉基督者，是宗教的反对派。

思想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在犹太恐惧症的案例中，其形式是诬蔑、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甚至灭绝。为了标记出他们与普通、正派民众的区别，犹太人被迫穿不同的制服和戴特殊的徽章，比如在法国是黄色的圆形补丁，它类似一枚硬币，它的颜色和形状标志着嫉妒、贪婪、邪恶。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戴红色或黄色的统一帽子，在波兰是绿色的帽子，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黄色的补丁。

与这种对个人的诬蔑一道出现的是身体上的隔离和驱逐。1290年，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他们直到17世纪中期才得以返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并在德国的许多城镇被驱逐。在15世纪后期，基督徒最终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其间，犹太人和摩尔人一道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宗教裁判所1479年正式在西班牙建立，用来确认和拷打异教徒和基督教叛教者。第一裁判官托马斯· 托尔克马达（1420—1498）实施了恐怖的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宗教裁判所一直密切监视着改宗的犹太人，显示出对犹太人总体上根深蒂固的怀疑，并带来了一些丑恶且新颖的成见，特别是相信犹太人的血液是恶劣的，带来恶劣的性格，不可逆转，因为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生物学的种族主义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显然它的形式是初级的，但十分恶毒，足以让人们相信，纳粹分子并非第一个痴迷于血液污染和血液净化的。只是十三年后，当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的征服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除出西班牙，1498年葡萄牙也模仿了西班牙。到1500年，整个西欧，除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都没有犹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