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第22/35页）

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

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

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

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

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

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

“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