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9/26页）

然而，战神可不是吃素的。1914年，欧洲各国由征来的公民组成的部队开往战场，后面尾随着预备役的大军，结果发现他们卷入的战争比想象的可怕不知多少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很快合为一体；克劳塞维茨通过对战争的冷静观察，注意到总有一些节制性的因素对战争的潜在性质和实际目的做出调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因素却踪影全无；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为打仗而打仗。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难以确定，现在则早已被弃之脑后；政治的克制被抛到九霄云外，呼吁理性的政治家遭到唾弃；即使在开明的民主国家中，政治也很快堕落为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打更大的战役、遭受更多的伤亡、制订更高的预算，总之，为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的作用不值一提。反而是在文化上，那次大战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可怕变异，是欧洲人在克劳塞维茨的世纪——从1813年他从俄国回来到1913年欧洲长期和平的最后一年——把欧洲变为尚武社会这个不自觉的决定造成的结果。克劳塞维茨并非这个文化决定的始作俑者，正如马克思没有推动在那同一个时期颠覆了自由主义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两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们撰写他们的伟大著作时，本意是要写成科学论述，实际却成了令人头脑发热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所阐述的世界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而是以后可能会发展而成的世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战争的性质只为它自己服务。按照他这个逻辑推理，以战争为目的的人很可能比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试图减轻战争破坏性的人更成功。这个颠覆性的思想统治着欧洲历史上最平安的一段时期的和平，它就像活火山的熔岩，在进步和繁荣的表面之下冒泡翻滚。那个世纪中创造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了和平的事业，用那些财富建立了中小学校、大学、医院、道路、桥梁、新城市和新工厂，构成了全大陆巨大的良性经济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民众健康的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新发明的军事技术，它也创造了打“真正的战争”的手段，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化社会。克劳塞维茨于1818年着手撰写《战争论》的时候，欧洲大陆已经解除了武装。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大军即逐渐解体，与他为敌的那些国家的军队也相应缩编。各地都废除了大规模征兵；军工产业土崩瓦解；将军回家养老；老兵沦为街头乞丐。96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几乎每一个健康的欧洲适龄男子的个人文件中都包括一张士兵身份证，上面写着如果发生总动员应到哪里去报到。部队的仓库堆满了为预备役士兵准备好的武器和制服，就连农民田里用的马匹也登记在册，以备发生战争时征用。

1914年7月初，欧洲约有400万军人；到8月底，军人的人数即飙升到2000万，而且已经有好几万人战死。隐藏在和平景象下面的武士社会手持武器破土而出，混战厮杀达4年之久，直到各方再也难以支撑才罢手。虽然不能把这场浩劫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然而，把克劳塞维茨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之父并没有错，正如把马克思看作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父一样正确。“真正的战争”的意识形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作战的军队因奉行此一意识形态而给自己带来的惨痛命运可能是克劳塞维茨最持久的遗产。

然而，克劳塞维茨不仅是思想理论家，还是历史学家。他除了在皇家军队中做过团级校官，亲身经历了法国革命军公民士兵的勇猛凌厉之外，还阅读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世纪20年代晚期，他在反思自己青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旋风式的事件时，把它们归因于：

人民初次涉足国家大事，而他们之所以得以参与国事，部分地是由于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状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对所有人构成的危险。这种情况将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今往后，欧洲的每一场战争是否都会使国家倾其所有，因此只会为了影响到人民的重大问题才打仗？抑或我们将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的逐渐分离？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虽然克劳塞维茨是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考受限于界定了他世界观的两个制度——国家和团，结果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观察在国家和团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社会中的战争是多么不同。毛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纯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曾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为那里的苏丹打过仗，所以他很清楚，在那类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形式可能是克劳塞维茨从未见过的，但与当地社会的性质却十分契合，甚至应该说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