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8/26页）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受不了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造成的破坏比起革命来又是小巫见大巫；同样，常识也警告我们，“真正的战争”也许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当然，作为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从未设想过“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能完全弥合。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吸引力一直在于他思维的缜密。他强调存在着无形的因素，包括偶然、误会、无力、无能、政治立场的改变、意志薄弱或人心涣散等等。由于这些因素，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更可能是“实际的战争”而不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虽然克劳塞维茨给逃脱“真正的战争”的严酷留出了余地，但矛盾的是，《战争论》后来大获成功，这可能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克劳塞维茨在1831年欧洲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中染病去世，他至死壮志未酬，没能飞黄腾达，在自己的国家中基本上默默无名；《战争论》也只是经他忠实的妻子细心编辑过后才得以出版。马克思死于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的12年后，去世时也是失意之人；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言，欧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必然会导致革命，但巴黎公社的失败似乎意味着他这一预言的落空。但是，仅仅34年后，在一个落后到马克思认为根本不适于革命种子生长的国家，革命不仅生了根，而且开了花，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鏖战正酣之际，正是那场大战为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推动俄国革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残酷，正是克劳塞维茨坚持“实际的战争”必须和“真正的战争”合二为一的主张所产生的迟来的结果。

《战争论》的影响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它于1832—1835年间出版，40年后才流传开来，成名的道路迂回曲折。普鲁士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用兵如神，先是推翻了奥地利的强国地位，1871年，又在几周的时间内打败了法兰西帝国。世界当然想知道他成功的秘诀。毛奇说，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之外，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战争论》。此言成就了克劳塞维茨的身后之名。克劳塞维茨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当院长时，毛奇恰好是那里的学生，这一点没人提及，而且反正也不重要。《战争论》马上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为人们所争相阅读，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经常遭到错误的理解，但所有人都相信，它包含了作战成功的诀窍。

《战争论》自那以后一直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它成书以来战争的新发展证实了它的理论。那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所熟悉的团这一编制的普及。他在为战争是政治行为这一中心思想所做的各种限定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战争永远有它鲜明的特点，因此，士兵只要从事战争的活动，就会认为自己属于一种行会。在这个行会的规则、法律和习惯中，战争的精神占据首要的地位。”他所说的“一种行会”当然就是团的编制，接下来他对团的精神和价值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样的军队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也不会溃散；它不会被想象中的恐惧吓倒，也会无畏地面对实际存在的危险；它为胜利而自豪，但即使战败也坚强地继续遵守命令，保持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任；它钢铁般的力量如同运动员的肌肉，来自艰苦的训练和巨大的努力……它时刻牢记着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所代表的责任和品质——这样的军队浸淫着真正的军人精神。

他所谓的“军队”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团”。在19世纪的普鲁士，团简直是泛滥成灾；1831年，只有40个团，但到了1871年，团的数目就增加到了100多个，还不算步枪营和骑兵。每一个身体健康的普鲁士人都是某个团的士兵，至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时在团里当过兵，都明白“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

普鲁士的军队凭借着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争先恐后地按照普鲁士的模式建立起团的编制，从国家最精悍的年轻人中招募士兵，把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编作后备。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在回顾自己年轻时当兵的日子时，把那段经历看作自己从男孩儿变为男人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礼成为欧洲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欧洲男性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这一普遍现象被各国选民自然而然地接受为生活的常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军事化。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即战争是政治活动的继续。如果人民投票赞成征兵，或默许征兵的法律，怎么能否认战争和政治的确同属一个进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