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12/16页）

在评价美国3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罗斯福偶尔也会显得悲观。“看看今天的情形，”他在一场早期的竞选演说中讲道，“太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知的机会平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早已抵达最后的边疆，差不多已经再没有自由土地了。”在罗斯福看来，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土地一直是个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安全阀”；就像第一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特别指出，西部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在那里，“那些被东部经济体系抛弃的人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他指出，“我们不能邀请欧洲移民来分享我们无尽的富饶”，并且更糟糕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人口提供的也不过是“了无生气的生活”。罗斯福断言道，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价值观”了。

事实上，罗斯福提供的本不是对价值观的重估，而是一种对基本原则的重申。这位愿意竭尽所能塑造美国未来的总统尤其善于利用过去来拉动自己的提案，鼓动全国的民众。由于人们担忧民主党也许会让美国发展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稳定民心，罗斯福提起革命时期，称那时正是来自政府的威胁促成了改变，而如今是“经济单元”造成了威胁。他指出，这些只是需要彻底革新，而不需要完全推翻。政府现在需要“协助发展一种经济权利宣言，发展一种经济宪法秩序”，而这“不是阻碍，而是会保护个人主义”。因而，罗斯福归纳出的“旧社会契约的新条款”只是需要重申一种信念：“对美国的信念、对我们体制的信念、对我们自身需求的信念。”他强调指出，尤其要相信美国人可以创造“杰斐逊在1776年时为我们想象过的那个明显的乌托邦”[15]。从根本上说来，罗斯福所做的是援引独立革命时期的愿景，向民众发出了挑战，这也是美国政治中让任何一种观点站稳脚跟的传统做法。他所援引的是信念，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的信念。

这位新总统相信，在一定的帮助下，美国这艘航船可能会摆正船头，但除此之外，他心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蓝图。因而，他实施的新政是渐进的而非变革的。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有时互相矛盾的立法以及一些普遍的公共工程计划，其目的有两重：短期的经济复苏以及长期的经济、社会改革。历史学家常常将1935年作为新政与第二次新政的划分点。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政“联盟”，这是工会与投票团体的一种结合，在新政到来前，这种结合常常显得很不和谐：南方白人与北方黑人，农村新教徒与城市天主教徒，犹太人、少数民族与知识分子。这种联盟改变了美国党派政治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可能就是让非裔美国人远离了共和党——林肯的党派，解放的党派——转向民主党，并且此后大体说来都会留在民主党内。

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新政就代表了其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世纪，由于联邦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内战期间以及结束之后，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都得到增强，并且还出现了所谓的重建修正案，即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根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投票权，有力地从司法角度重新解读了自由。第三次转变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体现在当时颁布的平等权利立法之中。连接第一次和第三次转变的桥梁正是新政，新政寻求扩大中央集权，以保障自由观点的进一步扩展：消除贫困、保障经济安全、实现机会均等。

虽然新政是从出台《紧急银行法》开始实施的，但“第一次”新政的经济规划的核心却是1933年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该法令规定成立了国家复苏局（NRA），就像一战期间建立的工业委员会一样，能够组织、控制商业（成员可自愿加入，但强烈鼓励加入），不过这次是打着向贫穷宣战的名号。很快，另外一些有着各自势力范围的机构也都纷纷仿效。

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AAA），通过限制生产来解决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并向被限制产出的农民提供补偿。这样做的确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将许多收益分成的佃农和更穷的交租种田的佃农逐出了那些耕作不再划算的土地。这些佃农要么依赖国家救济，要么加入了失业者的迁徙大部队，行驶在美国的公路上（图54）。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民间护林保土队（CCC）寻求通过一系列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公共工程管理局（PWA）也试图在城市里开展修路筑桥以及建筑项目，而在南部农村地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则发起了一个在田纳西河上修筑防洪大坝的项目，这个项目最终将电送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事实上，新政最明显、最长期的一些效果是美国河流沿岸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日后，这个水坝的发电量几乎达到全国水力发电总量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