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14/16页）

这样说正确与否有待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普通”人。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些新政项目虽然意在缓解问题，却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当时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认为，破坏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过道斯法案将部落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都不仅给土著民族造成了损失，也给整个美国带来了损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IRA）就试图撤销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这些损失。科利尔实施的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经济（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寻求通过强制聚积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巩固土著人的土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愿意看着自己精心经营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权之中。华盛顿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热情，想要恢复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经抛弃很久的传统，对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别人更充满疑虑，也更想要抵抗。许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进步和未来，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实上却毫不理想的过去。

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则发现，自己与其说是被引向过去，不如说是无法逃离过去。非裔美国人总的说来更依赖于棉花作物，他们发现新政在调整农业方面的尝试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此外，大多数的新政行动，不管是民间护林保土队还是重新安置管理局发起的新示范城镇，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当然，种族隔离并不起源于新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自由并不意味着平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心态的驱使，而当时的流行文化既揭露，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心态。罗斯福支持新公民国家主义的大众文化，而其对手更愿意保留“顽强的个人主义”范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在两种文化中，美国人的理想都带着种族色彩，其中，公民国家主义在种族上是排外的，成功的个人主义也很少属于移民。

20世纪30年代最为持久畅销的小说当然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写就的内战史诗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年），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作品不仅让人们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退避出来，还肯定了个体只要经得住考验就能成功走出逆境的这种观点。小说中的主角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几乎没有什么姐妹情谊或者社会团结的观念，撇开她是女性这个事实，她代表的是当时各类文化中银幕英雄的一种结合体。这些银幕英雄大多是男性，不过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贵的普通人，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年）；另一类则是不光彩的罪犯，如《国民公敌》（Public Enemy，1931年）或《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

事实上，20年代时阿尔·卡彭让美国人开始对黑帮着迷，到了30年代，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对此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这种现象传达出的信息却是复杂的，并不是说电影的道德观有问题，而是因为犯罪的反派角色是移民，他在组织内部的毁灭性行为造就了他、最终也毁了他。对斯嘉丽·奥哈拉和疤面人来说，美国梦都是一个靠不住的命题，对那些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在当时越来越流行的“硬汉派”或“低俗”侦探小说中，银幕上描绘的美国人生活中潜伏的不确定性也一直在遭到消解。这种小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和证实现实的矛盾结合，常常会安排一个普通人作为主角，不管是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笔下的萨姆·斯佩德（Sam Spade）还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顺利闯过作家为他们安排的各种逆境。

和小说背景里所处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相呼应，这种小说将美国的城市生活表现得相当悲观，不过这也正是关键所在。30年代的侦探小说的本质是明智的理想主义之于现实困境的胜利，其核心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侦探维护着“美国”的价值，同时也意识到美国梦的背后隐藏着的腐败与妥协。“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钱德勒写道，“这是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认同，或者说希望他们自己可以认同钱德勒描述的“普通”却又“不凡的人”[18]。即使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或者说，尤其是当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时，30年代末的美国流行文化趁机顶着这种威胁定义了美国人，也定义了美国和美国理想。在美国首部公开反纳粹的宣传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1939年）片尾的审判场景里，检察官宣布道：“美国并不只是一个仍然保存民主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上帝赐予自由的人们灵感，自由的人们则决意永远捍卫我们继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