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13/16页）

鉴于皇帝老迈，鉴于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斐迪南幕僚长布罗施·冯·阿雷瑙熟练的权力斗争手腕，忠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和官员愈来愈不得不两边下注。布罗施于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弗朗茨·斐迪南的副官，一九一一年，即老皇帝去世的五年前，就开始筹划帝位接班之事。布罗施的计划郑重宣告要将奥地利的投票权引进匈牙利，要终结马扎尔化的不当行径，要解决各地行政用语的问题，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身份地位正常化，要把奥匈联军摆在坚实的基础上，要把奥匈改名为“奥地利君主国”，并只有一面国旗：黑黄底色，上有哈布斯堡双鹰。最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承诺消除维也纳一贯予人的“胡乱应付了事”印象。[71]总的来说，他要执行“公平高压政策”，取代弗朗茨·约瑟夫吃力不讨好的偏匈牙利政策。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好感，但对弗朗茨·斐迪南却也只保有勉为其难的尊敬。在他眼中，斐迪南不同于弗朗茨·约瑟夫，“从不迎合维也纳人善变、低俗、虚情假意的天性，甚至连博取民心都无意一为”。这位大公是“福丁布拉斯型的人物，不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是这个君主国赖以“成为秩序井然之国、赖以拨乱反正”的最后、最大指望。[72]

弗朗茨·斐迪南或许是这个君主国的最大指望（除了他，没有可让人寄予重望的出色人物），但他的宏图大计不可能实现：民族问题太棘手，这位大公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比起弗朗茨·约瑟夫，他的确较能干，有较明确的奋斗目标——谁不是如此？——但他没有调和相龃龉之诸民族的计划，而且身边除了净是逢迎拍马之徒，还有个信教惊人虔诚，拿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作为将领、部长之选拔标准的妻子。他是恃强凌弱之人（逢迎上意的奥地利体制使他得以恃强凌弱），而且他把自己愚昧的成见化为方针，如一九〇九年他评论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与英国官员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的某场交谈时所表明的：“门斯多夫十足无能。他娶了匈牙利人，已忘了自己是奥地利人。巴克斯顿，一如所有英格兰人，盲目且愚蠢。你可以把这些观感告诉康拉德将军。”[73]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下美景宫创设了影子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霍夫堡的政府公开争夺帝国控制权。“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奥地利高官在这一争权白热化时如此抱怨道。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有这样的上级，难怪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以爱说大话、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著称。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弗朗茨·斐迪南在一九一三年接任哈布斯堡武装部队督察长后，逐步侵夺皇帝仅存的权力。那一年，他和康拉德撤换掉奥匈帝国十六个军的军长，拔掉皇帝的人，换上自己的人马。[74]报界以隐晦、拐弯抹角的口吻将斐迪南大公称作“能干官署”或“极高层”。每个大国的大使馆都在申布伦（Schönbrunn）夏宫和霍夫堡冬宫安插了线人，以了解皇帝在接受何种药物治疗、体重多少、平常疾病的病情。渐渐地，皇帝完全不去霍夫堡，整年留在申布伦夏宫，以免去搬迁之苦。[75]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随时会死。弗朗茨·斐迪南的崛起和老皇帝大权的旁落，使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帝国的内部对立更为严重。“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高官不悦地说道。[76]人称“美景宫之斯芬克斯”（Sphinx of the Belvedere）的斐迪南大公，乃是一九〇六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renthal）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和一九一二年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伯爵接任埃伦塔尔外长职务这两项人事案的推手。[77]一九一一年在斐迪南大公力促下出任陆军部长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哀叹皇帝不愿“解决匈牙利问题”，不愿挽救萎靡不振的陆军士气。[78]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也支持斐迪南大公的政策，一九〇六年他五十四岁时获晋升为参谋总长。[79]

康拉德失望于有五千万人口的君主国，其外交、财政、军事却受制于一千万匈牙利人，且从未掩饰这份失望之情。就像曾说过“陆军的主要职责不是保卫祖国防御外敌，而是防御所有内敌”的弗朗茨·斐迪南，康拉德深信这个君主国的使命乃是“团结欧洲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一起防止俄国、德国或匈牙利的称霸。[80]一如埃伦塔尔，他深信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前进政策，乃是激励奥匈帝国衰颓的民心和吓阻君主国之敌人蠢动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