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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给自己安排了这项任务。他按捺不住内心冲动想再体验当记者的满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把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看成一个可悲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个古老光荣的教育机构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学的学生们所蹂躏，他想知道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但当他告诉克利夫顿·丹尼尔他要计划写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这位主编没有同意。可以理解，罗森塔尔当了编辑后就退出报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政策和惯例。在此之前，罗森塔尔一直是守规矩的；但现在，权威的力量在新闻编辑部就像在别处一样被削弱了，罗森塔尔更独立的态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赖斯顿前不久的胜利所影响。赖斯顿成为编辑后从未发表过隐退的誓言，他还被证明是职员中最可敬畏的人。当罗森塔尔坚持他要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丹尼尔不再反对了。丹尼尔83岁的父亲在久病之后刚刚去世，他马上要去泽比伦陪伴老母亲。罗森塔尔被安排负责编辑部，这样一来，他认为合适的事，就可随意去做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了那篇描述备受折磨的校长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当时走进自己那间被搞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长达几个小时听着警笛刺耳的声音、杯子被摔碎的声音和学生的反复叫喊声——“柯克滚蛋”！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他身上依旧整洁，但面色苍白，脚步显得恍惚。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一样。一名警察捡起了地上的一本书，说道：“书里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它？”……

副校长戴维·杜鲁门博士也在，脸上疲态尽显。他也在这间被毁坏殆尽的房子里一步步地徘徊，终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开口说道：“他们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叫警察，你们说是吧？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决定之前考虑过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注：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边高地”，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区内有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