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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知道赖斯顿正在考虑辞职。使他大为失望的是，在德赖富斯去世后和庞奇·苏兹贝格就任业主之前的几周里，苏兹贝格家族没有一个人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赖斯顿同这个家族的关系如此密切，这确实奇怪。但回想一下，它也是发人深省的。至少对目前来说，赖斯顿在内部圈子之外。在葬礼上赖斯顿为奥维尔·德赖富斯致了悼词，然后他回到了华盛顿，而苏兹贝格夫妇和董事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断任人选，但没有人接近赖斯顿，这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疑惑不解。如果为他提供主编的职位，他也许会予以回绝，然而他对于考虑这个职位的机会很感激。现在他根本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他被卡特利奇超越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德赖富斯还活着的时候，赖斯顿虽然官职上在卡特利奇之下，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赖斯顿是非常自傲的，他不能接受现在所处的状况，他认真地考虑了接受他亲密的朋友、《华盛顿邮报》公司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给他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位。在《华盛顿邮报》的位置上，赖斯顿不仅能继续当报纸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而且还能插手指导她的报纸和公司的另一个出版物《新闻周刊》。赖斯顿将会得到足够的钱和股票收益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相当富裕。他一点也不怀疑《华盛顿邮报》对《纽约时报》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有诱惑力。所以在这个夏天，他严肃地考虑辞职，并且和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亲密朋友讨论过。然而，最终赖斯顿决定留下来。

没有哪一家媒体像《纽约时报》一样每一天都能触及赖斯顿想以他的语言和思想去触及的那些人。没有《纽约时报》赖斯顿也能过得去，反之亦然，但却没有多大重要性了。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在一起，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专栏，比起他为三倍的金钱而辞职，更能影响美国的决策者、全国的权力经纪人和海外的领导人。赖斯顿相信，单是《纽约时报》拥有的读者就能驱动美国。美国的总统每天早晨都读它，国会议员也读它，在华盛顿的70个大使也读它，包括苏联大使们。美国半数以上的大学校长阅读《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每天在哈佛大学就销售2000多份，在耶鲁大学销售1000多份，在芝加哥大学销售700多份，在伯克利大学销售350份。这些是赖斯顿想影响的那些人——今天和明天的权势集团。他是权势集团的专栏作家，只有在《纽约时报》他才能做这种专栏作家。

赖斯顿也喜爱这份报纸。有一次他告诉卡罗尔，他宁可与妻子离婚也不会退出《纽约时报》。当然，这显然不是事实——1953年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之前，赖斯顿曾考虑过退出《纽约时报》；但毫无疑问，赖斯顿是过去意义上的《纽约时报》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情感上把这个机构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宗教、一种崇拜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像卡罗尔那样退出的。赖斯顿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和它一起成长，利用它，也被它利用——它们是一种奇妙的结合。赖斯顿，54岁，仍然有相当一段路要走。所以，他决定留在《纽约时报》，看看他和它面前的是什么。年轻的苏兹贝格现在兴高采烈，报纸处在一种陌生的过渡期。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病重不能影响它了，被拴在了轮椅上，受心脏病煎熬，以致现在成了一个瘦弱的憔悴的人，大不同于他英俊的照片和时报大楼里巨幅画像里的样子了。伊菲吉妮有财力，但她有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他现在是业主，未来的希望。在这一时刻，她不能也不会进行干预。庞奇·苏兹贝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受到那些更清楚或被认为他们更清楚的人的预言，但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人大多数也已经不在了。赖斯顿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从未认识的苏兹贝格，也许要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一种温暖的友谊。所以，赖斯顿飞往纽约，在1964年夏天和苏兹贝格度过了令人愉快的几小时，随后关于卡特利奇的通知最终定了下来。赖斯顿做了最后的尝试，要苏兹贝格重新考虑，以关心的、热心公益的方式同苏兹贝格谈话，赖斯顿同总统和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谈的。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业主明智地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他那一代活泼的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汤姆·威克、马克斯·弗兰克尔或安东尼·刘易斯。苏兹贝格听了，但他现在没有回应这种改变他的计划的想法。卡特利奇应该是新闻部门的老板，无可争辩地负责整个新闻部门——社论版之外的一切。社论版仍然由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领导。赖斯顿在这些情况之下，不能够继续担任分社社长。赖斯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自主挑选他的接班人。赖斯顿会像马克尔一样成为一个“副主编”，会继续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会继续写他的专栏。苏兹贝格不想失去赖斯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的是，赖斯顿会留下来，他同意赖斯顿自己挑选接班人。赖斯顿选择了汤姆·威克。苏兹贝格不了解威克，但他赞成他的选择。赖斯顿非常了解威克，不仅是作为记者，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赖斯顿相信，威克这种人能在竞选运动中在乡村公路上飞跑，能跳过篱笆，知道农民在真正想些什么，然后能回到城里，穿上小礼服，在大使馆晚会上同样能轻松自如。当然，赖斯顿本人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