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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苏兹贝格批准威克担任华盛顿分社的下一任社长，但没有充分预料到它会在纽约编辑中引起的影响。纽约的编辑们现在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去挑选一个人去解决他们认为是华盛顿报道的问题，即任人唯亲、缺乏想象力和干劲。华盛顿分社还有两个人会因威克的提拔而不高兴，其中一个是马克斯·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同威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弗兰克尔曾经是《纽约时报》的神童。他现在觉得以前发展的快速度已经停了下来——在34岁时他未能成为分社社长，他的焦急心情丝毫没有减轻。他1951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处在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时期，才21岁的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他1949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通讯员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作，正值艾森豪威尔时代。这对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弗兰克尔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是一个机灵的年轻人，有政治倾向而且好奇，他有点粗壮，戴眼镜，圆脸，走路很快。对他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情不是从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身感觉到的。

马克斯·弗兰克尔出生在德国的格拉，出生时已被划入东德，在莱比锡生活了近八年，直到他的家庭因为有遥远的波兰犹太人血统而被驱逐出境。弗兰克尔一家被盖世太保驱赶到德波边界，最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个临时住所居住下来。1939年他和他的母亲回到德国，争取向美国移民。他的父亲留在了波兰，不久逃离了纳粹军队，后来被苏联当局拘押，并被当作德国间谍遭受审判，并让他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在西伯利亚服15年徒刑。雅各布·弗兰克尔选择了后者，模糊地希望有一天能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他的妻子和儿子当时从盖世太保那里获得了流放许可，从荷兰乘船去美国，1940年冬天到达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他们定居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地区，离乔治·华盛顿桥不远，是一个难民居住区，有时叫作“第四帝国”。在那里弗兰克尔上了公立学校，学习努力。战后他的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离开了苏联，同家庭团聚，后来在西哈莱姆开了个小纺织品店。弗兰克尔1948年毕业于纽约的音乐艺术学校，他曾在那里编辑过学校的报纸。后来他为联合世界联邦主义者工作了几个月，操作讲演机，再后来获得纽约州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Columbia Daily Spectator）的校园通讯员和主编上升为《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是迅速的，而且在《纽约时报》晋升到突出的地位也是迅速的。他先是在美国军队服役两年，后来在新闻编辑部里作为一个改写加工人员有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后，成了《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然后是驻贝尔格莱德和驻莫斯科的记者。1961年，在取得了广泛而多样的经验后，弗兰克尔加入了赖斯顿的分社。在接下来的两年，他采访过国务院、白宫，偶尔也采访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会的委员会和外国大使馆。当赖斯顿决定辞去他的分社职务后，弗兰克尔准备做些别的事情，不单单是从事报道工作。

在威克被任命为分社社长两年后，马克斯·弗兰克尔辞职了。在给苏兹贝格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中，弗兰克尔表明他要加入《记者》杂志，希望在那里有写全国的以及国际的、官方的以及个人事务主题的自由；自由地旅行，发表讲演，偶尔进行教学，出现在电视上，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地当个作家，而不仅仅是记者，并且以一种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被禁止的主体性来写作。弗兰克尔对苏兹贝格说，他想成为更自主的人。但后来在送出这封信后，弗兰克尔突然改变了想法。《纽约时报》显得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么诱人，他无法解开这个结。最终，怀着不好意思的心情，弗兰克尔给《记者》的主编马克斯·阿斯科利发了封电报，说他放弃了从《纽约时报》辞职的想法，他根本无法离开它。

《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第二个希望继承赖斯顿衣钵的记者，是一个冷漠、清瘦、非常爱干净、认真聪明的年轻人，叫安东尼·刘易斯。刘易斯37岁，比弗兰克尔大三岁，在许多方面他恰恰和弗兰克尔相反。弗兰克尔易动感情，而刘易斯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严密抑制、难以置信地控制他的有序的头脑，他的精力只集中在与此刻有关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强调自己的情况或者越出他的边界。他的字迹是完美的，有很高的造诣，干净利落，信息清晰。他的眼睛明亮而警觉，他的前额很高，而头发稀疏，使他显得像是秃顶。他的声音柔和，有时是温和友好的，只是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显得紧张而尖刻。他出生在纽约，上过私立的霍勒斯·曼学校，后来进入哈佛大学，1948年毕业。甚至现在，16年后，他的样子——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也多少体现着战后时期的常春藤大学的风格——保守，嗜书，习惯于融合，突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抵御任何自然的古怪行为或引诱。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而使他愿意说心里话的人，才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戏剧鉴赏家。这个严肃的人的妻子是一个高个头儿欢乐的学习现代舞蹈的学生，W.C.菲尔兹的完美模仿者，也是有魅力的晚宴客人。《纽约时报》很少有记者知道他的这一面。他们只知道他是完美主义者，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工作努力的记者，1955年他因写了关于联邦忠诚安全计划[注：联邦忠诚安全计划（Federal loyalty-security program），基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第1045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450）的计划，旨在追求“忠诚政府”，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的一系列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奖，当时他是在为《华盛顿每日新闻报》（Washington Daily News）工作。刘易斯1963年因为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而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鼓励下，赖斯顿想让《纽约时报》一个人专攻法律报道。刘易斯承担了这项任务，回到哈佛大学用尼曼奖学金上花一年时间研究法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后来就刘易斯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评价道：“法院本身也找不出两个人能用如此少的语言如此准确地把握每一决定的实质。”1964年，刘易斯出版了一部关于最高法院重要判决的重要著作《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并且在《纽约客》上节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