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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个明智而审慎的讨人喜欢的人，自1939年以来一直给马克尔当助手。施瓦茨现在要向卡特利奇汇报工作了。马克尔要搬到14层当“副主编”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论版报头，他将在新成立的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涉及“使公众消息更为灵通”。马克尔会继续在他的教育电视新闻节目当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汤姆·威克和马克斯·费兰克尔加入进来。他还大量地处理《纽约时报》在成人教育、广播和书籍方面不断扩张的业务。当然，所有这些散文废话和委婉说法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马克尔要被踢上楼了，这个事件在八层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议。然而，在他一生的这个不光彩的时刻，马克尔多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称赞的个性力量。马克尔不是淹没在自怜中，或者气得摔门而出，或者被耻辱所压垮，而是——在起初爆发一阵愤怒后——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搬进了他在14层的新办公室。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终他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超额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几年之内，他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如担任《纽约时报》的“未来委员会”主席。马克尔根据太空文明时代的行话，将其叫作“未委会”（COMFUT）。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员，任务是确定未来几十年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会对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什么影响。这个委员会要努力去把握什么样的人类习惯将流行起来，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将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纽约时报》将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个新形势的挑战。马克尔的委员会的一些研究是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做的，同时大部分内容都传播到了科学研究组织。

所以，马克尔的精力会继续向前推进，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会表现出来，如在苏兹贝格把他从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后，他很少再到那里去。即使马克尔有时间随意观看一下他在八层的老地盘，也是匆匆而过，从他以前的办公室穿过大厅。他以前的办公室被装饰成西班牙风格的房间，有一个长餐桌，几把木头椅子，一个铁柱形吊灯。墙上挂着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张肖像，他在肖像中没有笑。这个房间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经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静，有时它被叫作马克尔的“小教堂”。

当苏兹贝格重组计划的风声最早传到华盛顿分社时，记者和其他职员都感到震惊，但并不奇怪。他们表现出一种冷静，来自纽约的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反常，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两年来，或者说自索尔兹伯里1962年被提拔为国内新闻部主任以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卡特利奇手下晋升为主编助理以来，华盛顿分社就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纽约总部的事后轰炸性批评。如果不是丹尼尔声称《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的事情，那么就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电话上传达他的报道观念、怀疑和问题：林登·约翰逊的交易背后有没有默奇森的钱？亚伯·福塔斯[注：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美国律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参议院反对，后因被指控受贿而辞去公职。———译者注]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国务院会最终承认蒙古国的独立主权？让蒙古国得到承认，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喜欢的一项运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蒙古国会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理想的“监听哨”——或许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就喜欢蒙古人。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一本书里支持承认蒙古国独立，他定期听到华盛顿关于承认蒙古的“传闻”。华盛顿分社的人声称，他们经常就这件事询问国务院，不久，不管是出于厌烦还是麻烦，国务院将会承认蒙古国。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管理层的重心从华盛顿转向了纽约，这种转折的最初结果之一是赖斯顿的第二号人物华莱士·卡罗尔辞职。1963年夏天，在苏兹贝格被任命为业主后不久，卡罗尔声称“看到了不祥预兆”，所以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担任温斯顿—塞勒姆的《杂志》（Journal）和《哨兵》（Sentinel）的主编兼社长。卡罗尔自1955年起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赖斯顿手下有效率地和镇静地管理分社。在德赖富斯还活着时，他可能想过让卡罗尔当马克尔的接班人。但卡罗尔很快看出，除了来自纽约的压力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没人能劝阻他辞职。卡特利奇喜欢卡罗尔，为他提供了罗马分社的职位，或者已经开张的其他任何分社的职位，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话。赖斯顿愿意把华盛顿分社交给卡罗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他的专栏上。卡罗尔表示感激，但他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他意识到了在主编丹尼尔手下（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的副手）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接受了温斯顿—塞勒姆的职位，他一度曾在那里工作，现在他很高兴再回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