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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2日，特纳·卡特利奇的晋升在《纽约时报》第二部分的头版得到了报道。这篇文章还附有卡特利奇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受这次调整影响的主编——马克尔、丹尼尔、赖斯顿、汤姆·威克和丹尼尔·施瓦茨——的照片。但文章却是用一种模糊用语表达出来的，所以缺乏那种对《纽约时报》的现代报道来说是根本性的解释，以致一个局外人是否能理解这篇报道的全部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电视产业或国务院进行了管理层重组的话，如果在罗马尼亚进行了官僚体制改组的话，那么《纽约时报》就会开放它的栏目进行清楚的报道，有解释性的分析和编辑部文章，严峻的事实点缀着说明（“据消息人士说……”）。但任何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不会为它自己的管理层变动提供很多消息。所以，在苏兹贝格公开决定结束“公国”并把新闻活动集中在卡特利奇手下之前的几周里，《纽约时报》组织内部发生的幕后的花招、出现的紧张和绝望状况，根本未得到暗示。《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似乎是表明，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平静地、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机构里的更大的挑战。这篇文章和照片上的四栏标题写道：“卡特利奇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总编辑，”小标题放在其下：“马克尔、赖斯顿升任副主编，施瓦茨任星期天版部主任，丹尼尔任主编，威克将负责华盛顿分社。”[注：此处各职位头衔原名分别为：executive editor（总编辑），associate editor（副主编），managing editor（主编）。]这篇文章开头大致是说：“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社长昨天宣布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任命上的六大变化。”

当莱斯特·马克尔起初知道苏兹贝格的计划后，勃然大怒。马克尔70岁了，他已经把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建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一包五磅重的报纸，有广告，发行量缓慢地但稳定地上升到150万份。现在马克尔看到他一生的事业正在被他认为是对报纸不利的倾向所破坏——不仅仅有正由苏兹贝格来实现的集体主义野心，不仅仅有三层的像西奥多·伯恩斯坦那样的编辑（他们引入了“新闻当事人”的特写栏目）和其他多少干扰马克尔以前特权的日常背景专题的理论和发明。莱斯特·马克尔现在同样关心他感觉到的一种趋势，即把《纽约时报》从一个“灰衣女士”变成一个开着循环列车的不断招摇的机构，吹嘘着：“没有它，你就落伍了。”马克尔认为，《纽约时报》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因为使它有一种超现代的肤浅的意义，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不去把握潮流——事实上，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伟大的科学发现、战争的前兆、每一个年代重大的问题和争论方面是领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被流行时尚和无关的小事所统治，它保持着距离，有点枯燥和僵化，这是奥克斯喜欢的方式。甚至在《纽约时报》停止报道20世纪20或30年代的大谋杀案和丑闻时，它也是以维多利亚式的克制这样做的。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有一次陪她参观了时报大楼。梦露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和杰出的。还有一些人在马克尔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觉到了慈爱和脆弱。当马克尔未被邀请参加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萨迪餐厅的纪念晚会时，他绝对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场面，百老汇的名流和《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审查客人名单时，把马克尔勾掉了，这很快成了时报大楼的一个话题。当奥维尔·德赖富斯到达萨迪餐厅时，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马克尔在吗？”当得知他不在后，德赖富斯摇摇头，叹息说：“我明天要挨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