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10/12页）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就会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能使人信服吗（Leontiev，1977，p.78）？一个人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对马克思发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多么不同。事实上，早在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前，瑞士就有位银行家睿智地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不再是普世准则的失败现象（191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亦然），正好解释了迫使各国转趋独裁式经济制度——如法西斯、共产主义，以及不顾投资人利益自行其是的大公司企业等——的缘由（Somary，1929，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开放型市场竞争，已经飘然远去，全球经济形态只剩下呈鼎足并立之势的三种模式：一是市场经济，一是政府间贸易（如日本、土耳其、德国及苏联，均由政府计划或控制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由国际公共社会组织或半公共组织（如国际必需品大宗物资协会等）管制下的部分经济活动（Staley，1939，p.231）。

在这种情况及气氛之下，难怪大萧条对政治及民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例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当政，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变更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个世纪社会民主党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做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带来的最深远最恶劣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工人政党发起的组织性工人群众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工人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8] 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得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共产党（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的与合法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共产党也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征之路，一路跋涉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共产党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向罗马进军”（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难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共产党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进军罗马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共产党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参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人士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共产党。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坛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进程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