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12/12页）
至于第三股势力所走的路线，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确切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自19世纪80年代即已成为国际的思想正统。可是德国知识界的传统，却一向敌视新古典理论（这一点与奥地利知识分子大相径庭）。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动力即来自这个敌视传统。而政府毫不留情，务必消除失业现象的心态，也同样助长了法西斯的蔓延。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不顾一切应对大萧条的手段，比起其他国家，却的确见效既快又成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不过对早已茫然不知所措的欧洲来说，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妥。在因大萧条而日益高涨的法西斯浪潮之下，有一件事情却变得愈发清楚：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日暮途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过程如何演变形成。
[1] 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理论出发，往往可以做出极为正确的预测——这在经济学上倒是少有的情况——这种准确度极高的现象，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经济学家，均深信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只是我们不知其所以然罢了。
[2] 纵观19世纪，物价异常稳定。到了19世纪末，物价竟然比19世纪初还要低出许多，因此老百姓都习惯这种日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是“通货膨胀”一词，就足以抵得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货疯狂膨胀”（hyper-infiation）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了。
[3] 至于在巴尔干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严重，当地政府对其却始终不曾完全让经济失控。
[4] 所谓“最惠国”条款，事实上与其字面意义完全相反。它真正的意思是作为商业伙伴的国家，彼此以“最惠国”身份相互对待。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最惠的对象。
[5] 最原始的形式是将货币的单位，比如一元钱，与一定重量黄金的价值固定。如有必要，银行将根据这种标准予以兑现。
[6] 20世纪20年代，法国心理学家库埃（Emile Coué）的理论曾经风靡一时，其实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库埃大力鼓吹自我暗示的乐观心理作用，方法是每天对自己重复这句话：“每天每事，我都更好更强。”
[7] 美国式的银行体系，不容许欧洲式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的巨型银行系统存在。因此，美国银行均属规模甚小的地方银行，范围充其量不过遍及一州。
[8] 莫斯科走火入魔到这种地步，竟在1933年勒令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Togliatti）收回他提出的一项建议。陶里亚蒂认为，或许至少在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当时希特勒其实已经开始掌权，但共产国际一直到1934年才改变路线。
[9] 其他成功的例子还包括智利、古巴的共产党。
[10] 开此风的政府是1925年的苏联和加拿大。到1939年，官方正式统计国民所得的国家已经增为9国；而国际联盟则掌握26国的估算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立即有了39国的统计数字。到了50年代，更增为93国。从此以后，虽说国民所得往往并不能反映国民真实的生活水准，却如同各国国旗一般，成为独立国家不可或缺的标志。